所谓的商税务，而且监税官只能是胡进县令兼领了。

    监税官，在这个时期那是没有人愿意当的，担任这个官职甚至可以看成对官员的惩罚。

    大宋时期，公务员的收入不菲的，但是还不是为了当上它而不顾一切的。

    对那些士人来，就为了工资而整和别人论争买卖货物的大多少来收费，真是让人感到无耻了。

    再了，这个时空士人的生存方法很多的。

    大宋到了南宋时期，赋税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特别是其中的商税。

    地方税收的情况直接决定了官员的前途，可是有时候有水平的士人不愿意干这个职业，没有水平的人又干不了。

    所以在一些中县城里，只能由县令之类的人兼任了。

    胡进县令当然不能下到基层去收什么过税和坐税，他在这里主要实行买扑制。

    现在临安县城的经济体量还是太，他都没有雇佣什么拦头帮助收税，只是让县城里各个行业中的大户承包每一年的税收，以他们为主体征税。

    然后允许那些大户们向着同行的其它商户征收。

    这样的办法，胡进县令是省事了，但是税收总额也不会太高。

    所以上级对他的考评也一直是平平，没有啥能减少磨堪时间的业绩，更别直接升迁了。

    可是对这一些，喜好禅学的胡进县令也不是太在乎，得过去便成。

    所以当穿越走私者们在质押或购买货物时，这些个期间发生的税物，人家商家早都事先缴纳过了。

    到了南宋时期，大宋政府历史性的彻底实现了货币制税收。

    张国安事先问好了他开办作坊所要缴纳的税种，算了算，竟然有十一二种，加起来也是不低呢。

    有些税种名字还怪呢，他一一都问清楚了后，愤怒地想，我这还没有要打官司的意图，这里的法制建设费就要先交了！

    但是那个帮忙办理登记的牙郎马云却骄傲地：“胡进县令一心向佛，某县是税种最少的县城了。”

    了解了真实情况后，张国安和王德发也不得不认同这一点，他们这一路都没有遇到所谓收税的“拦头”，不是他们幸运，而是人家胡进县令没稀得设立。

    换成别的地区，可能不只是遇上一次了！

    “拦头”是没有工资可拿的，他们的收入直接和税收多少挂钩，所以会是什么样子，你懂的。

    真正走近了大宋，你就会明白，它也许又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爱了。

    这个大宋政府开创了无数税种，当时的人都不能一下子列举清楚，他们自己都称为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这些税种多数极其琐碎，针头线尾都打主意，起来简直有失国家体统，像是宋子强那个爱算账的老婆了。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它们大多是适应摊派的需要而临时发明了某种税，有的后来遂成为定制，其中以“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三个大项目下数百个税种作为主体。

    “经总制钱”是经制和总制两个官署先行征收的，所以以官署命名。

    经制钱是起源于经制使司在镇压方腊起义后的财政危机摊派，它附加在各种税收之上，比如附加到酒专卖上面的是“权添酒钱”。有趣的是后来提刑司，学事司诸司也都进来插一脚，每个部门都要加派，于是“权添酒钱”变成了“诸色添酒钱”。

    总制钱呢，则为宋朝南渡初财政困难中所创，也都全是琐碎的杂税，如勘合米墨钱，二税畸零剩数折纳钱、投税印契税钱、得产人勘合钱、茶盐司袋息等等，没人能一下子清楚。

    “经总制钱”在宋朝财政危机的年份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绍兴三十年达到近两千万，当时大臣称，当今经费，多依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