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自以为學问过之，那也不敢真的说出口来啊。

    是勋就笑，说：“既然如此，则宋仲子、綦毋广明等为刘景升校定，自可取而用之，又何劳卿等费心呢？郑师校注‘三礼’，卿等必有抄录，亦可取用啊——如此，五经既全，可先书写镌刻，以朝廷之命，多召书家、名匠，不必一年可成。即此一年，卿等再详校等传，以搜取名儒成稿为先，对照校定，有何难哉？况刻一经，即立一经，事传天下，则必有儒生持己本来献，颍子严（颍容）、谢文仪（谢改）都曾校过其难乎？不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