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没有。即使养活一只小狗它也会帮着你看家，养一只猫也还为你捉老鼠，但我们的哈丽妲小姐呢？这怨我们自己，这怨我们自己呀，伊塔汗老婆子！咳！谁让我们从小那样娇惯她。她的三个哥哥上过学吗？没有。她上了学。她的三个哥哥哪一天不到地里劳动？她呢，不去。在上海学了一年音乐，回来过暑假的时候，乡亲们想听她唱歌，都来了，挤了一屋子。你看她那个难呀，她那个狡猾、冷酷、高傲的样子！她居然溜掉了，说什么出去一下五分钟就回来给大家唱歌。她出去了五个小时，乡亲们都摇着头走掉了。那时候，我们就应该狠狠地批评她、骂她，应该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她的学校的领导……再不听，就像小时候那样，应该揪住她的耳朵。咳，老婆子，我们错了，我们没有给国家养育出一个人民的歌手，而是……而是什么呀？她算什么呢？”

    “您不要那么气恼，那样伤心，热合曼哥！”伊力哈穆劝慰着。虽然，念了信，听了老汉的话，他自己心里也很不平静。恰恰是热合曼，这个好强的、火爆的、爱社会主义的祖国胜于爱自己的生命的阿卜都热合曼的小女儿，那个具有着百灵鸟一样的嗓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哈丽妲，全村第一个到上海求学的大学生，被认为最最幸福的年轻人的哈丽妲，如今，对老人，对乡亲不辞而别了。谁能受得了这种背叛，这种亵渎，这种冷酷？

    伊力哈穆说：“走，就走吧。这不是你我的愿望所能主宰的事情。她走了，还有一些什么人走了，但是天山没有走，伊犁河没有走，我们没有走！祖国还在这里，人民还在这里，用不着为这样一个轻浮的孩子伤心……”

    “我不为她伤心，”热合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只是憋了一肚子话。临走的时候她为什么不来见我，不来见她的母亲？我不会拦着她的，我不会拉住她的衣角。但是，我要责备她；我要骂她，要让这个人抬不起头来！她走到哪里，让我的谴责和愤怒像影子一样地跟她到哪里。我需要的就是这个，但是，这个狡猾的丫头逃掉了，让我骂谁去？为了这，我气得活不下去！”

    “她不敢见您，这样的人都是怯懦的，您看她下面写着，”伊力哈穆拿起信读道，“我知道，您会骂我，我不敢和您告别。但我还是请您，原谅我……”

    “不，我不原谅。”热合曼缓缓地，用特别洪亮的声音一字千钧地宣告。他的眼睛凝视着远方。他从枕头下面拿出一张四寸的照片，是哈丽妲在上海照的，原来放在墙上的镜框里的，阿卜都热合曼拿出照片来，看了一眼，缓缓地把照片撕了两半，又撕了四半……没有人阻拦他。伊塔汗和伊力哈穆都静静地注视着他，老汉庄严地、清晰地再次重复说：“不，我不原谅。”

    这是阿卜都热合曼的心声，这是老汉内心的裁判。尽管在一九六二年的伊犁—塔城事件中，像哈丽妲这样的人并不只一个，尽管他们当中有种种不同的情况，而其中绝大多数是被起哄，被闹腾过去的，尽管我们相信，其中许多人后来并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他们仍然是我们的亲友、邻居。事实上，在往后的年代中，也有不少的人千难万险地又返回了故国，他们痛哭流涕……人们对他们并没有说什么不中听的话。人民啊，你怎么说人民呢？最聪明的是人民，最犯傻的也是人民，最伟大的是人民，最可怜的也是人民。但是，人民也有坚决的和断然的声音：阿卜都热合曼的“不原谅”这样一个否定式维吾尔动词将永远保持在生活里与空气里，使人清醒，使人难过，也使人长思。

    伊力哈穆同情地、理解地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他说：

    “热合曼哥，您能不能把这封信借给吐尔逊贝薇用一下？”

    “借给吐尔逊贝薇？”热合曼不明白了。

    “是这样的，我想建议给吐尔逊贝薇，让团支部组织青年听听哈丽妲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