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子端给您了，我说吧！”

    “请！”赛里木换了一个坐得舒舒服服的姿势，准备长篇大论地听下去。

    “我的父亲原本是一个厨师，他的打馕的手艺是四远驰名的。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初次搬到这里来的情景，”热依穆开始叙述道，“那是近四十年前，这里还没有什么人家，耕地也很少。到处都是碱洼、骆驼刺、梭梭柴和土岗。有时候，偶尔还有狼或者黄羊出没。父亲由于年老，他想脱离开烘烤了他多半生的土炉和锅灶，回到大自然当中务农。他给马木提乡约送了许多礼物，获准在这里开垦一点荒地，种田为生。就用两只手和一把砍土镘，他在这里创立了家业。春天——那时候这里还没有种冬小麦的习惯，他把麦种放到花帽里，左手托着花帽，边走边用右手撒下麦种。浇上两次水，草比苗长的高得多，我的母亲灰心了，她说这不是个种庄稼的地方。我说的是不是太远了呢？”

    “请继续说下去！尽管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赛里木俯首致意。

    “我的父亲却说，天下没有不养人的土地。到了收麦子的时候了，父亲辛劳地把七成草和三成麦子拉回了家里。您猜怎么样？麦子的收成仍然过得去，足够我们全家几口人的吃用还有余。我们就这样定居下来了，在这里盖了房子、种了果树、养了牛、羊和鸡。但是，我们没有打院墙，没有院门，就连房门也从来不锁。父亲说，修墙、安门和挂锁，除了阻挡自己，又是阻挡谁呢？也许过路的人走过，进到屋里歇息一会儿，吃点东西。也许有哪一家的小孩子会来到我们栽种的苹果树前够几个苹果吃。这不是大好的事情吗？只有不信胡大的吝啬鬼才需要墙、门和锁。如果为了看护自己的几块馕饼和几个苹果就如临大敌般地修造一个炮台——这就是父亲对院墙的嘲弄的称呼——把自己圈在里面，这是多么可耻啊！这种行为又怎么能与穆斯林的身份相称呢！

    “我们也养鸡，这也是很有趣的。父亲弄来了一窝小鸡，他修了一个鸡舍，在地上撒了一些麦粒，然后，他就再也不管了，随便鸡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吧，让鸡也享受一下这个荒地上的自由和舒适吧。鸡长大了，大部分是母鸡，而且下蛋了。蛋下到了每一个角落，草丛里，树底下，土岗子上和房屋跟前。父亲不捡鸡蛋也不让母亲捡蛋。只是当有过路的客人来到我们家里就食，而家里又确实没有肉了的时候，他才允许我们顺手捡几个蛋做菜。有时，一两个月也见不到大母鸡，是不是让黄鼬吃了呢？父亲忧心忡忡。突然，大母鸡出现了，分别带着一群小雏鸡，遇到这种时候，父亲是最高兴的，他会大声呼喊着母亲：‘孩子他妈！快来看呀，我们的畜群又扩大了！’……真是美好的日子。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在我入党的时候，赵区长和我谈话的时候我也曾讲起过这一段生活，我当然懂得，在旧社会，过这种生活是脱离现实的和不可能的。就是在畜群扩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乡约在管着我们，我们每年都送去小麦和羊只。到了第三年，马木提打发人正式来收租子了，来的人索取的是那么多，父亲实在交不起。而且父亲也不服气，这里本来是无主的荒地，来这里以前父亲把打了一辈子馕的积蓄全买了在我们来说是非常贵重的礼物送到了乡约府上，接受了礼物的乡约言明可以在这里自耕自食，而且，我们年年给乡约送礼。但是，乡约的人不听父亲的分说，不但掠走了我们一家的粮食而且牵走了奶牛，抱走了母鸡。父亲气愤难忍，第二天，他换了一身衣服去清真寺向卡孜控告了乡约对他的抢劫。父亲把家里所有的钱献给了卡孜，卡孜答应两天之后和父亲同去乡约家，他说他将主持公道。我还恍恍惚惚记得那一天，父亲清晨起来，说今天要和卡孜一起去找乡约讲理。母亲忽然害怕了，劝他再不要说什么了，和乡约讲理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父亲安慰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