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地回到他父母怀抱喝了一杯婉喻烧菜用的劣等黄酒。

    “伯伯，我上午出去，顺便跟韦叔叔告了别。”到底是对自由民主信赖惯了的孩子，选择了不隐瞒。当着婉喻和表兄表妹的面，他用法文跟焉识坦白。

    焉识表示可以理解。他赶紧把话题绕开，不想让皮埃尔知道自己对大卫·韦的反感。

    “韦叔叔对你，有些成见。你们应该敞开来谈一谈。”

    皮埃尔生长在国外，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敞开来说清楚。教给他怎样阅读中国人，已嫌太晚；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一个中国男人，应该可以不动声色地防御，甚至进攻，不露痕迹地交换利益甚至勾当，只要不被抓住永远不算作弊。二十岁，他应该习惯了人的那种淡淡的无耻，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人味。而告诉皮埃尔这些，太晚了，他傻乎乎的诚实，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天真信心，已经成形了，而谁又忍心毁掉他的诚实和天真呢？

    焉识很高兴自己不必花工夫重塑一个皮埃尔；他马上要离开上海了。就让他去千差万错地理解他的血缘发源地的种种事物和变化吧，就让他给予这些事物和变化千差万错的喜和怒吧。

    皮埃尔离去后不久，解放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攻向上海，国民党军向后跑总是神速，沿途都是被放弃的建筑精良的工事。就像1937年日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从上海一路攻向南京，德国人替国民党军设计和建造的一座座钢筋水泥工事都崭新地被遗弃。五月，上海也解放了。在上海解放之前的一个礼拜，焉识曾经任教的大学来了个年轻人，找到焉识家里。年轻人姓张，用一口苏北话告诉焉识，一旦上海解放，学校希望焉识能立刻回去继续当教授。姓张的客人比皮埃尔大不了几岁，最多二十四五岁，他不属于焉识认识的那类人；上海社会里，焉识在自己同胞身上预期的那种犹如体嗅般淡淡的无耻，在这年轻人身上不存在。焉识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人，成熟，质朴，粗中有细，一身都是新鲜的活力。他说他了解焉识在重庆是怎样失去教职的，又怎样被国民党特务关押了两年。等大学被接管后，一切被国民党迫害过的教师学生学校都会还予公正。

    上海解放之后的一个礼拜，米价和食品价格渐渐稳定。戴礼帽的鬼祟便衣们不见了，到处都是光明正大、操步过市的解放军。焉识回到学校，开始准备上课。他的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朝南的房间，打开窗子，呼吸的就是五月的田野气味。除了一切在变得好起来，似乎一切又都没有变。焉识很快又是教授中的明星，一条甬道从校门口进来，他必须忙碌地两面点头回礼。陆教授身边的密斯张、密斯李现在变成了小赵、小孙，列宁装和工装裤代替了旗袍，不是“陆教授请客吃杯咖啡吧！”就是“陆教授赏光来吃杯茶吧”。

    焉识渐渐得知，解放以后大卫·韦做了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因为他193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焉识想，三十年代中期，他们大学以赤色分子嫌疑开除他不完全是冤枉他。大卫·韦到焉识的大学里来过一次，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也叫人民装），波希米亚式的不修边幅对于大卫·韦已成了过时的时尚。他看见焉识似乎有些意外，而焉识仍然尽可能地西服笔挺，不同的是他用一条丝围巾代替了领带。大卫的眼睛在说：真识时务啊，还在做公子哥儿呢？焉识不想和他说话，想从他身边绕过。皮埃尔对于民主自由的信赖似乎也传染了焉识：人应该给自己足够的民主自由选择跟谁交往，并且坦荡地承认一份交往的失败。

    大卫却叫住焉识。“你现在怎么看共产主义运动？”他还是用英文说话，把共产主义说得像他家祖业，还暗示这份祖业赏了焉识一碗饭吃。

    焉识说他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不马上发言。大卫·韦说焉识不是早发过言了吗？在共产主义分子还在为这个理想流血的时候，就已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