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眼镜？这双眼睛长在我脸上都是多余的，我恨自己这双眼睛，当年没被炮弹皮炸瞎了呢！瞎了就甚东西都看不见了，落个心里干净！”

    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根红苗正，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骚的资本；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身份应比王守清更为卑贱，不具备讲怪话的任何条件。可是，脑袋毕竟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说，心里不一定不想。王守清这段悲愤的自白，当即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剧本《他们出卖眼睛》。编剧以极其含蓄的手法，用出卖自己的眼球的剧中人，象征并鞭挞那些对社会时弊视而不见，在生活中出卖良心的人们。王守清讲的这段“反动怪话”，当然缺少电影剧本的艺术曲线，但和那个电影剧本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仔细想来，这也怨不得那些人们，我们这些工地上的活标本，已对那些视力1.5的眼睛，出示了黄牌警告。时代需要色盲、声盲、情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眼无珠的人就应运而生。这是1957年反右遗传下来的癌症。

    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里作动员报告。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这些话虽然十分悦耳动听，并具有一定的鼓动力量，但是一个唯物论者忘记了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透明。所谓“水晶城”之说，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神话。当然，如果人们都变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单一的颜色了 ——那是一种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释为“水晶宫”了。

    在“状元府”的劳动工地上，还有一个戴着圈套圈的高度近视镜的右派分子。他干活窝窝囊囊，沿着“马道”往楼上挑砖运灰时，总是弓曲着水蛇腰，像个鸵鸟似的。他叫赵筠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别看他肩不能挑担，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时，脖子却伸得挺长，身条挺得挺直。那天，他嘴里嚼着馒头舌战群儒，话锋的焦点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渊源。赵的论点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批判他的那些人们，则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十分完备，官僚主义与此无关。他一边喷着馒头渣儿，一边慷慨激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也许他当时那副执拗的儒雅气质，留给我们印象很深，所以在劳动现场，我们常喊他赵老夫子。

    最使人惬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劳动中的一刻钟休息。我们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旁，或者到一间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时，徐钟师“削发为僧”抗拒运动，自然被常常提及，赵老夫子舌战群儒的场景，也常常用来解脱我们的精神空虚。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需要寻觅新乐，解脱各自的烦恼。

    我本是个缄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似在改变我的个性。有一天，在那间堆煤的小屋，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不知谁谈起了“阳谋”这个字眼的含义时，我讲起了邓友梅君的一段经历：10月11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包括演员）。当时，北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欲念，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涨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正为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会场顿时愕然。

    伙伴们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