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去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雪盖的世界。到清河农场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劳改分场。其中文艺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杰，中央工艺美院的何雁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巴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男高音兼指挥莫桂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湖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么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个绝妙名字。那儿临湖风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子×××之墓。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一），他说他在莫桂新临终时，曾有幸见过莫一面。当时，莫刚刚被一辆牛车从七分场拉到总场医院门口，巴鸿当时在文教队改造，匆匆赶到现场去看他，莫桂新此时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车旁的就是巴鸿；之后，巴鸿到分场演出，归来时莫桂新已经不在人世了。使巴鸿深感悲凉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鸿和另外几个演员挖下的。当时文教队的任务除去排“革命戏”外，就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个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坟坑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儿，从总场医院把尸体弄上担架，直奔“太阳岗”。要是赶上“大烟炮”飞舞的冬天，尸体冻得梆梆硬，抬尸人到坑前把尸体向沟里一翻，再把担架抬回来，莫桂新的命运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块冷土上了。几铲黄沙一盖，他就去了天国。

    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那么一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为了抵挡饥饿，为了活下去，队伍出工和收工时，不断有人跑出队列，蹲在那儿拔一株野蒜或抠一个漏挖的萝卜头什么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进嘴里；不太急于“进口”的，把路上捡到的野物装进衣兜，晚上下锅煮熟后才吃。这成了每个人的条件反射，走路时眼睛总像满地找银子似地向路边窥寻着。我没有勇气跑出队列去挖野食，但用铁锨翻菜地时把翻出来的一个个白菜根，装到兜里，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饥倒是常事。初冬时节，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