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窑人要装上个把小时，才能把砖车装满。而一个班内你必须把砖全部拉出窑洞，因为下一个班就要装进新坯——也可能我是第一次干出窑的活儿之故，顶替张汉文的那个班时，我差一点儿晕倒在灼热的大窑之内。

    因而，我一见那40米高的大轮窑的烟筒，就立刻想起那次从窑内出砖——若同在老君炉里炼丹的记忆。在砖窑我大约干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化工厂上马在即，急需机械配件，场内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到一所大庙改成的配件厂当机工。我被挑中了，于是，刚刚熟悉了拉坯车技术的我，又被调往配件厂铣工车间当铣工。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右，他是上海人，来自于理工学校；还有一个名叫张大中的老右，他来自北京郊区丰台，原来是个教师。他俩都是精通车床业务的人，因而是我的师傅，我是他俩的徒工。我从小代数课几乎没有及过格，还有过考零分的记录，让我站在一台立铣铣床前面干需要计算的活儿，实属小才大用——是把木棍当椽子用的拔苗助长之举。

    记得，队长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对他述说了我的苦衷。他说：“你的手过去能写文章，怎么就干不了这个活儿呢！”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他有点儿不高兴了：“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照顾。砖窑的活儿，你不觉得累吗？”

    “累惯了，也无所谓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确实掌握不了铣床的性能，特别是立铣铣床，它要求有数学头脑。”

    他立刻像是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似的，板起脸来训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么知道它需要计算！我看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改掉你反动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这让我有苦难言。在有些劳改干部中，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你越是说自己不行，他越觉得你行 ——你越是说自己行，他越觉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辩下去，是自讨没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非常遗憾，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我出过好多好多的次品。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在一个夜班的8个小时之内，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还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是非常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箕相煎”；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知识分子中间的老右，像天上的云影，有的甘当白云苍狗，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追求闲云般的自我安闲。在我的认知里，与我同组的张和孙，就属于后者的类型。与他们渐渐熟悉以后，我才知道来到这儿的同类很多。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右派，还有来自于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来自儿童医院的Ｘ光专家吕守栋，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继昆，来自机关的干部、教师、职工何成伟、王仲仁——其中还有一个与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却永生无法忘却的老右姜葆琛。我们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之际的美学家吕荧。

    他们都属“强劳”分子，比劳动教养分子的罪名轻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么 “分子”，在林彪的一号战备令发布之前，他们先到了天堂河农场，后去了茶淀农场；待 “一号令”颁布之后，他们与我们一样，前前后后都来了大辛庄农场。由于我一直在大轮窑劳动，而大轮窑在大墙的外边，所以没有遇到众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识分子密集的配件厂，才知道“大转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倾倒到山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