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出风来。陈奂生几乎失了主意，倒还是老婆厉害，常常在大庭广众之间，骂丈夫没有算计，手里有几个臭钱，就东借西借，趸档打成零碎，要买砖头修房子都凑不全，才把别人的口塞住。但是，到了年底，陈奂生的堂兄，小学教师陈正清，还是跑来开口。因为他家缺乏劳动力，负担又重，挣几个工资，生活已够清苦了。没想到今年县里规定口粮提价，要照国家收购的粮价付。他原来准备的钱就不够了，还缺六十元，口粮还押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不得不借。陈奂生一直同他要好，念着兄弟之情，不顾老婆叽咕，满足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公社里又掀起一个浪潮，要搞生产责任制，陈奂生知道了，不免又担心起来。

    陈奂生早就听说过农村里要起大变化，怎么变法搞不清。干部也不宣传，问问他们，他们眼一瞪说：“把田分给你自己种，你要不要？”那神态和口气，就像他们的腰包被动了一动，正要查扒手呢！陈奂生看着听着就难受。他虽然笨，也晓得共产党历来主张集体化。土地、土地，种了几十年田的庄稼人充分懂得它的好处；为它喜，为它愁，为它笑来为它哭，它是社员心头一块肉。哪个不想把它抱在怀里困觉。好容易经过二十几个年头，才勉强断了私情。虽然有时候看着它受糟蹋，弄得肚子吃不饱，心里又会枯并重波。但单干就是反对共产党，陈奂生饿死也不会唱这对台戏。他已经考验过来了，何必吹胡子瞪眼睛！这样大的事情，能开玩笑吗？听到谣言，问个清楚不应该吗？不该问，不问就是了。分也罢，不分也罢，横竖他又不作主。真要分的话，他也不会第一个伸手接，也不怕少了他一份。他要想那么远做什么。狗捉老鼠，多管闲事！这两年吃饱了肚皮，穿暖了衣，安稳日脚不过，找什么麻烦！分了就凿定好到哪里去吗？！弄不好会烦死，寿也要矮几年！陈奂生从此把它丢在脑后。一动不如一静，捏牢锄头柄就算。过一阵又听说真要分田。而且是中央的政策，要社员包种生产队的土地，让社员有更多的自主权，有更大的积极性。陈奂生倒犯愁了。他想，这田叫我如何包法？记得二十岁前，那时单干，倒也独当过一面。后来集体化了，自己一直吃的荫下饭；队长指东就东，队长叫西就西，跟着他的屁股转了二十八年了。自己只管做就是。至于各种稻、麦品种的特性，栽培技术，不同性能的化肥、农药的使用方法，要说心里有谱，也都搞乱了弄不清。一年两熟，弄错了收不着，又不能重来，吃西北风！还有那种田家什，在队里劳动呢，十样缺八样也不碍。队长把工种派给你，你没有家什，就改派别样，工分照样赚。如今夫妻两个，家里只有镰刀两把，锄头一把，铁囗一把，罱网一口，铁锨一把，扁担一条，土筐一副。碰到下雨，只有笠帽，没有蓑衣，也照样一年一年混过去。若要一变，还得了！光是禾场上用的，就有翻耙、扫帚、丫枪、搔耙、大小备箕、箩筐、小扁，……买一半也要几十块，哪里来的钱！还是大呼隆隆，混混算了，横竖大家的事，我又不想过好日脚。何必另起炉灶，既没有本钱，也烦不来那种心思。他把这想法，说给老婆听，这位贤德的夫人，一口赞成。还说她上次回娘家，娘家村上东边的生产队，就在闹分田。出头的人尽是些“尖钻货”，只想自己发财。最后还撂上一句：“你看好了！他们‘想发财，必倒霉！’”她真是陈奂生贴心的好同志，无愧是困在一头十多年的人。

    陈奂生担心了一阵，后来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一忽儿又说要收了，接着又有叫做“不要一刀切”的话。陈奂生虽笨，也琢磨出干部不赞成，顶住了。陈奂生这才放心。他觉得好，中央在北京，天高皇帝远，管不着。只要干部不动，荫下饭照吃。

    这已是将近一年前的话了。后来陈奂生忙着卖油绳，早就丢光忘记。谁知如今当了采购员凯旋荣归不久，“陈奂生热”还未过去，忽然异军突起，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