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的人，竟也会沾上‘权迷’的习气。”老刘不满道：“不是我去夺人家的权，是我的权被别人夺了，不还给我，我就不上班，我是受害者。现在降职使用，倒像是犯了错误，这不是颠倒了吗！”老方也不满说：“就算你有理，人民总没有亏待你，不做事，白吃人民的，总说不过去。”老刘一挥手说：“算了，你是个迂夫子，同人民的账，也不是一天两天结算的，死下来总算吧。我身体不好，现在就锻炼锻炼，这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讲来讲去，就是这样。老刘不但不去上班，反过来倒要老方代他起草递给组织上的报告，老方也居然会答应，两个人常在一起，细谈情况，斟字酌句，花掉不少时间。这种报告前后打过几次，老方白天没有空，都是熬夜写出来的。更动人的是老刘的儿子，功课本来极差，七七年高考低于分数线很多，后来跟着老方补习，七八年竟考取了大学。现在，老刘的女儿，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拿了课本上老方家去，老方也从不厌烦。我在旁边看了，着实感动，又觉得老方耗费的精力太多，实在有点替老刘说不过去；也难怪老刘会对老方如此情重。说到根上，总是既然住在一起，不会没有这些往来，也说不上谁沾了光，谁吃了亏，反正是为大家好。都值得称赞。

    但是，老刘毕竟是很会照顾自己的人，不仅用不着我担心，倒是更值得我羡慕。我的身体，本来比他强，由于他坚持体育锻炼，我竟不如他了。确实，我们是很聪明的，终于找到了延年益寿的最好办法。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每天从清晨三四点钟开始，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跑步声。青年人最有雄心壮志，他们岂止为了健康，还力争当出色的运动员；中年人就不同了，无非是为了加强抵抗力，保住朝气而已；至于老年人，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时代，实在不忍离去，也参加了这个行列，因为即使做不动什么，活动活动筋骨也是好的。我深深被这种精神所吸引，所感动，觉得个人的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实在无权玩忽，也常想参加到锻炼的队伍里去；有时候真的做了，但总是一天捉鱼，十天晒网，坚持不下去，而且起得过早，锻炼得过分一点，反而早饭以后想睡觉，上班也差劲，人家笑我炼的不得法，而我则模模糊糊地想到锻炼也要具备条件，我一天到夜很忙，体力消耗得多，本来就累了，再锻炼岂不更累。但又怕别人误会这理由是为自己意志薄弱辩护，自然不说出来。

    可是，老方是脑力劳动者，意志又坚强，身体这样差，为什么不肯听老刘的话呢，锻炼锻炼，对健康应该有好处啊！他是我们之中最年轻最有作为的一个，如果这样下去，岂不糟糕！想起来，老方的经历，也真叫人感叹，他四九年就参加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就在党委部门工作；五七年反右后，就调到中学里去教语文。他是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工作干得很出色，但从未受过表扬，他也从不计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翻他的档案材料，才查出五七年调来中学的原因在于思想严重右倾，有同情右派的言论。这样重大的政治结论，他竟像被蒙在鼓里。这时候别有用心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说他是内定右派。他当然不承认。他性格本来就犟，竟硬顶起来，于是从灵魂到肉体，被斗得七荤八素。从此竟一蹶不振。起初还坚持劳改，在学校里打杂，从扫厕所到拉板车都干；后来躺倒了，又被认为是装死，罚他站在冰天雪地里请罪，一直到失去知觉。之后便常发气喘病，不久又查出心脏不大好，自然是肺心病了。他又不懂得肺心病的厉害，平生也不曾学会照顾自己，一旦让他工作，他又拼命地干，发病的时候，喘得躺不下去，就干脆备课或批作业，往往几乎整夜不睡，看了真叫人心痛。近两年来，精神上愉快了，更是不要命地干。我有时半夜起来解手，总见他房里的灯还亮着，凑进玻璃窗一看，他还在埋头批作业，喉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