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写过一篇文章，谈修理业收费，是我自己瞎琢磨的，提出来三个收费的价值元素，一个是劳动工时价值，一个是商品使用价值，还有一个是心理价值，说来话长……物价局有一份收费参考价格表，在我那包包里。不过那个价格表大多是唬人的。因为一般客户都像你一样，根本不知道东西坏在哪里，坏成什么样。你这一摊东西，碰上黑心的，要收你四五百块钱。再黑心一点，还会让你换上几件本不需要换的零部件，比如你空调响，他便说你压缩机坏了，说就像汽车引擎坏了一样，换个压缩机，几百元，不一定比你原来的好。拆下来的，他拿去涂个漆，以后又换给别人。

    茹嫣说，你也这样？

    达摩说，你看呢？

    茹嫣说，要不然，别人挣一百元，你只能挣五十元。

    达摩说，也许。不过，别人挣一百元，然后三五天找不到活。我挣五十元，一天到晚会有人找我。再一个，别人没有我干得快乐。我刚才说的那个富农，到了人民公社的时候，和别人一样记工分，因为成分差，比一般人还要定得低一点。但他每次干活依然一丝不苟自得其乐。外面请他，就请队长吃喝，给队长烟，他除了多干活，并无多的收入。我们几个知青也像你一样问过他，就这么几个工分，干嘛那么认真？他说，干不好，庄稼难受，我更难受。那时我们几个正在读马克思，想起他老人家说的，到了共产主义，那时的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说人只能在对象身上实现自己，便暗自笑了。

    听着达摩这些话，联想到他的那些文章，茹嫣便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着何等社会背景何种思想经历的人？按多年来阶级论教育，根正苗红的，多少还有些感情在，不会如此犀利如此绝然。前辈与这个政权有过间隙恩怨的，大多已唯唯诺诺杯弓蛇影，在陌生人面前不会如此放肆又如此坦荡。再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这些前朝旧人的后代，境遇早已改观，成了台属，成了侨眷，成了新一代资本家或知本家，甚至成为党内大小官员……反正他们的日子，大多比原来的无产阶级要好过得多，都很满足了。这些年来，茹嫣见过许多母系那边的亲友故旧，思想都有很多的进步，那种进步，不是从前那种言不由衷的豪言壮语或唾面自干的斗私批修，而是发自内心的。

    好奇心一起，茹嫣便忍不住问了，你家老人还在吗？

    达摩说，都不在了。

    茹嫣又问，他们原来干嘛呢？

    达摩说，父亲是店员，卖了一辈子茶叶。母亲基本上是一个家庭妇女，做过几天鞋厂的工人。

    茹嫣说着就露馅了，不解地问，那你怎么会这样关注这些大问题？

    达摩说，什么大问题？

    茹嫣就说了自己读到的达摩那些文章。

    达摩说，这是一些最实际最具体的小问题呀，下岗啊，医疗啊，住房啊，暂住证啊，腐败渎职啊，司法公正啊，环境污染啊，国有资产流失啊……这都是和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一些事儿啊!咱们自己都不关心，就更没人帮咱们关心了。像国有资产流失，对于一些学者来说，只是一套抽象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有没有吃穿的切身大事。

    茹嫣便说到近来风传的那个怪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