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祺生理上当然并没落下什么残疾。又过了两年，到了八九年，独身生活终于使他日感寂寞了。经那位画家朋友介绍，一位在重点中学教英语的，离异了的文静女教师进入了他的生活。

    他和她领到了结婚证书后，向她提出了一个要求——打算回到他当年总演小生的县剧团一次，并打算去自己当年演过戏的每一个村子，旧地重游一遍，每村演出一场，了此生平夙愿，回来便和她举行婚礼。

    这个要求，当然是她完全理解，也完全能接受的。

    戴文祺在县里受到了空前盛情也是空前隆重的接待。省政协预先给县里去了函。副部长的秘书还代表副部长预先与县长通了长途，叮嘱一定要使他高兴而去，满意而归。他自己当然并不愿意惊动各方。各方对他的厚爱甚至使他心内惴惴不安惭愧不已。但是省京剧团的团长又是省政协的常委到一个僻远小县去进行舞台性巡回演出，各方表示重视和支持，又太属情理之中的事。县委县政府一干人等，似乎更是将他视为一位省里来的官员予以接待的。规格之高，照顾之周，礼节之细，使他内心不安之中颇有那么几分春风得意。他体会到了一种衣锦还乡的人生意味。县里的头头脑脑们，不知从什么渠道获得的消息——他在下一届政协会上将被选作副主席。这是连他自己都不曾风闻过的。但他也不辟谣，任由对方们在心目中超前地将他当成未来的省政协副主席巴结着，奉承着。

    在一次宴席上，县委书记双手擎杯，满怀敬意地说：“戴老，我们都知道您当年在本县受了很大的苦。可是今天在座的人中，都是您的崇拜者，绝无一个当年迫害过您的人!连一个和那样的人沾亲带故的人也没有!您要是不计前嫌，真的仍将本县当成家乡，就请喝了这一杯酒!”

    才五十出头，比县委书记大不了几岁的他，忽然的被人当面称作“戴老”了，一时浑身的不自在起来。

    但他还是接过了杯，一饮而尽。

    他亮着杯底儿说：“第一，千万不要叫我‘戴老’。你们要觉得叫我的名字大不敬，就按我们这一行的规矩，叫我‘戴老师’吧！第二，当年之事，那都是历史了。再也不要重提了。我心中如果还耿耿于怀，能主动回家乡为家乡父老献戏吗?让改革的春风将当年之事刮散刮尽吧!咱们大家都要朝前看!”

    他的话博得了一阵热烈又长久的掌声。他说的是心里话。鼓掌的人们也都不认为他那时在作秀，也都看出了他说的是心里话。也都是发自内心地为他的话大鼓其掌。掌声过后，都交头接耳地赞他好襟怀，好境界。那一宴他饮得尽兴，众人也饮得尽兴，他心情愉悦，众人也心情愉悦。此后都恭恭敬敬地称他“戴老师”了。仿佛都做了他的徒弟要跟他学唱戏似的……

    县剧团早已解散。临时为他选拔了些业余京剧爱好者，充所需之配角。县委向各镇各村下达了“红头文件”，要求各级将欢迎他去献戏这一件事，当成一项“政治任务”加以落实。号召乘他献戏的东风，掀起活跃农村文化娱乐生活的新高潮……

    各村都有电了。村与村之间都有公路了。有的村还有了俱乐部，有了像那么回事的戏台子。他此番下乡演戏，不必像当年那么辛苦了。一切该做的，该安排的，该考虑到的，都有人认认真真地替他做了，替他安排了，替他考虑到了。甚至连他自己没考虑到的，也替他考虑到了。他乘坐的小客车一直开入各村。有人替他开车门。所到之处，随行者众星捧月，前呼后拥。县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一路不失时机而又殷勤地进行采访。那真是红烟护其左，紫气舒其右，四方瞻仰，八面风光!

    而各村各乡的农民们，听说当年的“戴小生”又回来献戏了，奔走相告，如迎亲人。晚辈人们没听说过什么“戴小生”不“戴小生”的，而且对京剧也不感兴趣，但凑热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