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自己一生的最后一次发言，毕竟的，总还算死得干净。似乎，更适合于一位知识分子的死法。尽管，那一次发言使他又招致了无尽的烦恼与愤懑，并使他的头脑大面积溢血。但那点子血，却终究没出在头皮外，只溢在脑壳里。既不曾使自己恐慌，也不曾吓着别人。

    因为我是他的忘年交，对他一生的大致情况，是有所了解的。正因为有所了解，对于他的死，我渐渐地由惊讶而认为命中注定了。既然他的一生都受发言这种事儿的摆布，死于最后一次发言，不仅符合“中国特色”这一大概念，而且也算是死得一贯了吧?虽然并不一定其所。

    柳老师祖籍山东，生于北方，求学于南方。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专业是社会学。学生时代的他确信社会学是国家的眼，能替国家见所未见，进而想所未想，于是著书立说，畅言治国理念，实现服务于国的抱负。

    由于有如此单纯的人生打算，所以他基本上是当时的一名“安分”学生。也就是说，既不曾与大学校园里的地下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组织主动接近过，也不曾被大学校园里的“三青团”之类所物色所拉拢。因为他太安分了，太“以学为主”了，故在大学校园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团员们看来，是一名缺乏政治热忱、思想近于迂腐的学生。成功地发展他是不太容易的。向他暴露政治身份是根本不值得的。而“三青团”之类，基于对他的同样的看法，也是那么的不屑于待见他。其实，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他并非一名完全没有立场的青年。只不过他的立场形成于内心里，不知该以怎样的方式向谁们去表达才妥。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他不但是一名太安分的学生，而且还显得那么离群索居，独往独来。然而，蒋介石政府的腐朽没落朝不保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下黔驴技穷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局面，毕竟也昭昭地看在他眼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捷报频传，毕竟也一次次地在他年轻的心里掀起过大的激动。那是正知识化着的青年，对于呈现在自己苦难国家之上空的希望曙光所怀的真切的喜悦。然而这青年一如既往地离群索居；一如既往地独往独来；一如既往地内向；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一如既往地埋头研读中外社会学著述；一如既往地既不被校园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团员们所理解，也不被国民党的“三青团”之类所相中。他那种不动声色的激动和喜悦，也只不过化作夜深人静之时，日记里的一行行小诗而已……

    他相信社会学家能充当国家的眼睛，相信社会学可以影响政府治国理念的信条，却丝毫也未改变过。国民党的政府不行了，共产党的政府不是即将诞生了吗?只要一个国家有政府在，不论那政府好坏，社会学总是会对它有用的啊。它坏，社会学可能使它变得好一点儿。它好，社会学则肯定会使它更好。社会学对它有用，不是也便等于对人民有用了吗?他确信未来的政府是好政府。

    是的，这就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是的，这青年对他所选择了并宁愿为之奉献一生的社会学，如一切痴迷的艺术家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一样，丝毫也不怀疑其意义。

    他就在如此这般的心态中，迎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中国历史大事件。于是中国共产党紧接着成了中国的主人。自然的，也同时成了他那一所大学的主人。一夜之间，那一所大学的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最盛大的狂欢是由它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共地下的团员、党员及其各级组织于是全面地彻底地公开。激动和喜悦汇成巨大的兴奋，联欢活动庆祝活动在校园里此起彼伏，一场高潮紧接着一场高潮。往日埋头研读社会学的大学二年级的学子，惊讶万分地发现，某些似乎从不过问政治的先生们，却原来是中共地下党组织身份很高的领导者。某些昨天似乎和自己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安分同窗，却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