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以后的人生轨迹，开始纳入别人对他的预先设计。

    当然，这是他所不知的。

    我曾问过他当年怎么没有加入共产党，却加入了民主党派?

    他说，他起初也不是十分情愿的。共产党已经成了执政党，发自内心地崇敬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几个不想加入共产党呢?可是找他谈话的民主党派的人士说，其实也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动员他的。说大学里的民主党派的组织很薄弱，党希望大学里有一定比例的民主党派人士。说一个人加入了民主党派，日后还可以跨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嘛……

    于是他满怀着遵命的虔诚，成了大学里最年轻的一名民主党派人士。

    于是，他以后经常被通知，有时是被要求，被指示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社会主义国家会多，新中国建立之初尤其如此。

    设计他的人生的人们，目的也是在于锻炼他，培养他。当然，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塑造他。他们之良苦用心，也是源于一种忠诚。对新政权这一千秋百代的大事业的忠诚。

    他是他们的工作重点。

    正如他们忠诚地认为，自己是新政权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于是渐渐地，他离他的社会学远了，与政治贴得很近很近了。有时他也难免因而产生苦恼。那不是一种纯粹的苦恼，是一种搀杂了被重视甚而被宠爱的良好感觉的苦恼。但负责培养他的人们开导他——所谓社会学嘛，在马克思主义那儿，其实就是对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任何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方面的经验都比他多得多。莫如暂且让更有经验的人去做，肯定会比他做得好。他目前的作用，就是以他那种独特的、真诚无比的发言方式，通过开会教育别人，影响别人，提高别人的政治觉悟，鼓动起别人的种种政治参与热忱。至于他的社会学，来日方长啊!

    于是他那种原本并不纯粹的苦恼烟消云散了。

    渐渐地，他似乎成了一位明星。一位以擅长于发言，著称于本校也著称于许多别的大学的发言明星。

    渐渐地，他的发言中有了明显的做作和——表演。

    他有使命感。他认为他的每次发言都是一次使命的完成。因而是意义重大的。因而需要完成得好。因而，加入了表演的成分也无可厚非。

    他不再研读社会学了。他的兴趣转移到了一切关于演讲方面的书里去。中外名人的演讲集是他的枕旁读物。马雅可夫斯基成了他最喜爱的诗人。他能将诗人那种鼓点式的、气概压人的、掷地有声琅琅上口的诗句，与他的每一次发言结合得天衣无缝，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培养他的人们对他的发言——不，演讲风格的变化，分明是认可的。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指出过他那样有何不妥。恰恰相反，他们以勉励的口吻夸奖他，说他的演讲越来越富有感染力了。是的，他的发言，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人的发言了，而是一次次地道的演讲了。时代那么需要他的演讲。他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渐渐地对他的时代角色胜任愉快。而且，乐此不疲；而且，备觉荣耀。

    他一年到头所参加的会议之多，连当年以开会为己任的干部们都望尘莫及了。

    某一次会议，尤其是与青年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关的会议，倘居然没有将他邀请到，简直就是会议组织者们的天大遗憾了。

    他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上。他在什么会上的言论、那些预先字斟句酌过的言论，竟开始被积极要求政治进步的别的青年们所传抄并在自己的发言中引用了，像引用名人的名言一样。

    连那些曾经“度”他的人们，也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由一次与众不同的发言而受重视，进而由无数次“柳氏风格”的发言而成红人，而成名人，而前程似锦了。

    于是他们也只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