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可参加，再没什么言可发了。

    然而他的名字，却在多次会议上，由别人之口提到着。因为中国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而其导火索首先是在大学里引燃的。于是许多人开始重估他三年前的言论，认为非但一点儿都不错，而且简直正确极了。简直有先见之明!大学生不勤奋于学业，搞的哪门子政治呢?倘三年前不批他，不免他的职，进而将他当成稀有动物保护一下，使他那种比胡适还明智的言论得以作为一种别样的声音合理合法地存在，并且合理合法地扩大其影响，后来大学里的情形是否会不太一样呢?

    当然，也只不过是一种重估，一种事后的推断。

    他得知别人如何发挥他三年前的观点引用他三年前的话，苦笑而已。

    不知怎么一来他这个人连些外国记者们也知道了，于是请求采访。

    反正已经退休了，他想谈点儿自己对于中国的真感觉了，爽然应允。

    结果他的名字居然在国外见了报，被称为当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

    而我认识他，则是网络时代来临以后的事。我是从不上网的，至今没换笔。家中为儿子买电脑已近十年了，我只有在擦灰时才拿起过鼠标。对电脑显示器后面的种种热闹，我几乎一无所知，毫无兴趣。网络之对于我，即使化成美女，也诱惑不了我。我当然也听说过网上有些很无忌的言论。仅就我听说过的而言，不太谦虚地讲，我觉得还没有什么超出我的思想半径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超出了北京一名出租汽车司机的见解水平的思想。见解装在自己头脑里是一回事儿，贴到网上是另一回事儿。我承认网络之相对于中国，具有早期“海德公园”的意义。所以我对网络其实不是反感，只不过是拒绝罢了。

    某日家中来了一位友人，对我大谈网上政治，频频提到柳。

    我问柳是谁?

    友人故作愕异：怎么?你不知道?他可是网上大名鼎鼎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呀!

    遂向我宣传柳在网上的种种言论。

    我听了半天，说那些言论一点儿也不新鲜啊。近二十年，中国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不是就没断了谈来谈去吗?

    友人就觉得我老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而且，越变越寡味了。

    他说他要给我寄几篇柳的文章来，为了激活我的头脑。

    果然寄来了。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我认真拜读了，仍未读出有什么思想的高明之处，而且觉得文字很糙。从我这方面讲，近年对于思想有了别种认识。那就是——只有预见于现象之前的才算思想。滞后的只不过是思维。思维人人都会，从现实生活中到网上，人人都在整天进行着。然而思想，在中国，太少了。所以我有自知之明，已变得逃避思想二字惟恐不及，恐偏向思想使人生厌……

    友人又来了，怂恿我去拜见网上的“新左派知识分子”。

    我说，人家自己的文章里明明写着，人家只想做“自由知识分子”的呀!你们干吗非另封人家不可呢?

    友人说，那不管。网上有网上的封法。网上封谁是什么，谁不愿接受也不行。

    我脱口道：那么，网上真他妈的。

    拗不过友人，只好跟随其去。

    结果一见到柳，就喜欢上了他。他实在是一位又睿智又幽默的老人。可叹，像他那样一个人，只有退了休以后，才渐渐觉醒了基因里的本真性情。

    他说，电脑之对于他，如布娃娃之对于小女孩儿。说小女孩儿在父母面前，或取悦，或乞宠，或撕娇，或任性，那都是转着小心眼儿，有获得的企图的。而布娃娃却给予不了小女孩儿什么，所以她每对布娃娃才喃喃自语地说真话……

    谈到“新左派知识分子”之称号，他说，在网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