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柜台里，究竟会标价几何那就只有鬼才晓得了。即使在当年，三十多元一顶的皮帽子或四十多元一双的皮鞋，也并非一般家庭条件的人想买就舍得买就有钱买的。四十多元，当年足够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个月的中等城市水平的生活费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每月是不必向家里寄钱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指望他们这一点，他们也就没这一种义务感。他们的父母，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照顾好自己”。这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时刻牢记”，不能不“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们如果脸颊浑圆，满面健康的红光，穿得昂昂贵贵地探家，他们的父母见了他们就不至于替他们牵肠挂肚的了。否则，他们的父母们，就会伤感。就会难过。就会哭泣。每月的工资，对于他们，完全是用来“自给自足”的。而当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个知青在吃穿方面与一个局级干部相比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后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后者有小车可坐。而他们是绝对不可存此梦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虫蚊子叮咬起他们来，一点儿也不会比叮咬其他知青留情面些。连里最初是不许他们在衣着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蚀”了全体知青，影响了连队的“风化”。也曾开过几次大会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但所谓“兵团服”，并非像正规部队那样，夏有单的，冬有棉的，年年照发。实际上仅仅发了一次，以后再就成了失信的诺言。两年后，几乎没有哪一个知青的“兵团服”不是破烂不堪，不许自己买了穿戴，又怎么办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对他们的父母们的最大孝心，便是体现在“照顾好自己”方面。

    子卿对他们是非常看不顺眼的。比连指导员对他们还看不顺眼。子卿对他们也是非常蔑视的，正如他们很蔑视他一样。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团服”，是穿得最持久的。穿到后来，穿到没法儿再补的地步，他仍舍不得扔。连我看着他那身破棉袄破棉裤，有时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么一对付一凑合，竟又穿了一年。与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相比，他们穿得仿佛是沙俄时期的年轻的贵族骑兵军官，而他穿得仿佛是叫花子。连他们的马弁都不配是。不要以为这会使他们更有理由蔑视他。事实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更是对他的说不出口的恼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们面前常常表现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们和别的知青们都不能不觉得，他们的皮帽子，他们的皮靴，他们的印有正规部队番号的军装，根本不值得谁羡慕，其实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对他们的轻蔑，是足以对他们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伤害的。而他们对子卿的轻蔑，却根本不能对他的自尊构成任何伤害似的。有时甚至被他的自尊反弹回去，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两个人，我指着他终于从身上换下了的破棉袄棉裤说：“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着我，反问：“什么意思？”

    我说：“早该扔了，干吗总跟谁较劲儿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我没跟任何人较劲。”

    我说：“那好。那你今天就把这堆破烂儿扔了。买套新的！你总不至于告诉我你缺钱吧？”

    他说：“当然，我买得起。”

    我说：“如果缺布票，或者棉花票，我的全给你用。”

    他说：“布票我不缺，棉花票也不缺，不需要你给。”

    我有些生气地说：“那你是喜欢穿得像个叫花子似的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却所问非所答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