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躺在那儿，头埋在深深的雪窝里。我回头望去，觉得他像一具无头的尸体，那情形一动不动的很有些恐怖……

    我和子卿的铺位分开了。

    那是我第一次公开向他表示疏远。于我，那样做仅仅是表示疏远罢了。子卿回到宿舍，发现我的被褥已不在他的铺位旁了，久久地伫立在南大炕前。而我那时正盘着双腿坐在北大炕上我强行挤出来的铺位那儿。我望着他的背影，明白他显然是怔住了，呆住了。

    他缓缓地朝我转过身，朝我很悲哀地望了一眼。当时宿舍里人挺多。他大概以为我公开与他决裂了。他一这么以为，那一种来自于我的情感打击，对于他显然是比老姜头儿当众扇他那一个大嘴巴子要严重得多。甚至在严重性方面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他微微对我摇了摇头。我当时不太明白他那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忏悔。也许是对我的深深的谴责。他随即低着头离开了宿舍。那样子仿佛再也不回来了……

    我们彼此不说话了。好像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两个互相陌生并且各自发誓老死不想往来的人……

    不久边境局势更加紧张。连里抽调了两个知青排去修筑备战公路。子卿也在其中。似乎每一天都可能突然爆发的“战争”这个严峻的话题，如同一把巨大的扫帚，一下子将当时连里的一切闲言碎语扫光了。鲍卫红终于从蜚短流长中获得了解脱。她不再是“热点人物”了。她被人们的口舌饶过了。没谁再关注她。没谁再提起她。更没谁再谈论她。她被“公众舆论”抛弃在村东头的猪号那儿。好比今天的人们吐掉嚼得没了滋味儿的口香糖。唯有我偶尔想到她。但我一次也没去看过她。我不愿自己又成为一块口香糖，在非常时期作了人们口舌的牺牲品。只不过偶尔想到她时，内心里暗暗替她感伤一阵罢了……

    有一天中午老姜头儿在大食堂门口迎住了我。

    他说：“你跟我来一下。”

    我问：“哪去？”

    他说：“跟我走还能到哪去！”

    于是我随在身后往猪号走。

    路上我忍不住又问：“什么事儿？”

    他头也不回地说：“有事儿就是了！”

    我心里当然清楚——肯定不是他闷的慌了，忽然心血来潮，要找我谈什么话。肯定是鲍卫红找我有什么事儿。我暗暗鼓足勇气，打算趁此机会当面对她说：“选择的错误有时候也是来得及纠正的！我愿意帮助你下这样的决心。只要你也愿意多给我这样的机会……”

    鲍卫红并不在猪号那个小泥草房里。

    老姜头儿从他的褥子底下抽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用红围巾包着的东西。我一眼认出那红围巾是鲍卫红的。

    他说：“你把这个交给翟子卿。”

    我问：“是小鲍让转交的？”

    他点点头，坐在小凳上，吧嗒吧嗒吸起旱烟锅来。

    我又问：“是什么？”

    他说：“我没看过。”

    “这算是你求我，还算是小鲍求我？”——我虽已接过那东西，但心里很有些不情愿。

    “算我求你，也算是她求你。”

    “也算是她求我？那你叫她来当面求我！”

    老姜头儿朝我看了一眼，郁郁不乐地说：“她走了。不能当面求你了。但她临走交待过，如果我不想亲自转交给翟子卿，那么我只能再代表她委托一个人，就是你。除了我，她似乎再就信得过你了……”

    我捧着那东西，一时间疑疑惑惑的，并没有立刻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

    老姜头儿吧嗒吧嗒地又吸了几口烟，低声嘟哝：“我当众扇过那小子一个大嘴巴子，还怎么能再去找他，亲手交给他？”

    我问：“连里派小鲍干什么去了？”

    老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