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一是那宁波籍邻居，都没有关门的习惯，大敞着，那家的祖母便将两家的起居活动尽收眼底。她静静地立在那里，好像等待有人邀请她下去坐一坐，可是谁配作这样的邀请？她是如此的威仪。底楼两家的大人都去上班了，只有吵吵闹闹的小孩子，还有保姆们。舒娅家的扬州保姆曾发出过邀请，可她矜持地一笑，没下来，反是转过身上去了。她大概是要有三邀四邀才可屈尊，可舒娅家的扬州保姆不是一般的保姆，她是见过世面的，亦很有尊严。于是，那祖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机会下楼来了。这家也有一个小孩子，年龄在舒娅与妹妹舒拉之间，因是独女，平素十分寂寞，也常到楼梯拐弯处站了，望着底下的房间。但她不像她祖母那么矜持，只要舒娅一招手，立刻飞也似地跑下去，毫不掩饰迫切之情。无奈好景不长，不一会儿，就响起祖母的叫声。她一边应着，一边赶紧跑上去，回到楼梯拐弯处，巴巴地向下看，然后再伺机飞奔下来。这是小时候，长大以后，她祖母不怎么干涉了，却都开始作态，变得很矜持，有时见面甚至装不看见，话也不说地擦肩过去。但另有一些时候，似乎什么机关打开了，又相熟得不得了。舒娅从宁波回来，她们间的关系恰好处于交好的状态，那女孩似有无穷的话要与舒娅说，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件是，她告诉舒娅她祖母说，舒娅是弄堂里最漂亮的女孩；第二件是，弄堂口贴了一张告示，让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去街道登记——所以，她的小叔叔和舒娅的爸爸也都要去登记了。

    舒娅来不及去想，那女孩的小叔叔，一个缄默的无业的青年怎么会是右派，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右派，就够她伤脑筋的了。她第一个反应是去找母亲问，还是像小孩子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去问母亲。母亲早就想告诉舒娅父亲的底细，可是见她兴兴头头的，没机会开口，现在好了，免了她开口，舒娅就知道了。母亲先是点头，然后安慰道，一九六○年时，父亲的右派已经摘帽。但是这并没有让舒娅好过多少，她向来自恃“红五类”，血统纯正，即使“摘帽右派”这名字在她也是耻辱的。她痛心地哭了一场，哭罢，黯然地褪下红卫兵袖章——虽然做了逍遥派，但她依然是红卫兵，一个没有派别的红卫兵。这个动作又让她掉了几颗眼泪，却不像先前那么绝望，而是奇怪地感到一种满意，满意什么呢？不知道，是不是满意她是忧伤的。就这样，舒娅结束了她的政治生涯。而母亲，却忧上心头。她暗暗地注意女儿的动向，当然不是怕女儿会有什么想不开的，这点她绝对放心，这孩子缺乏强烈的个性，她曾经对此不够满意，但现在倒觉得安全了。她怕的是，舒娅会像许多儿女所做的那样，与父亲划分界线。方才说过，母亲属于革命队伍中的小知识分子，多少有一些自由思想，也正是这点自由思想将她从教条主义里面扳回了一点，有了些微的人情之常。在反右时候，她没有听从组织劝告，与右派丈夫离婚，就是这人情之常作祟。她重视她的家庭。现在，她担心舒娅能不能经受住考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母亲宣布合家前往龙华公园游玩。临到出门，舒娅说不想去了。母亲先没说什么，与父亲领了舒拉径直走了，走到弄口忽一个转身，返回家中。舒娅正坐在窗下看一本小说书，母亲几乎是青着脸，干着喉咙，说：爸爸的问题已有过结论，现在正接受组织重新审查，暂时没有发现新的问题，所以，你还没有到需要表态的时候！这气氛在家人中间是过于严重了，舒娅说是在大革命中沉浮，其实和课外活动差不多，哪里见过这阵势，当即放下小说，老实跟在母亲身后，一同往公园去了。这是个阴霾很重的天气，景物都显得萧条，人呢，都有心事，脸色沉郁。公园平坦坦的，没有什么风物，只是兀自立了一具名为“红岩石”的陡石，表示着对革命传统的纪念。另还有几块草坪，草皮枯黄而且稀疏。他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