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对自己说。但当他看见梅女士颇有惊讶的神气，接着便加了说明：

    “本来还没定呢。听说团部有开到重庆去的消息。现在，即使当真要开到重庆，我是一定不去了。我辞职。”

    重庆！就是那重庆么？一个新的主意突然浮上梅女士心头了。她看着韦玉很严肃地说，差不多就等于命令：

    “去！你一定要去！”

    现在是韦玉惊讶地张大了嘴，不知道怎样回答。

    “你一定要到重庆去呀！听我的话，你一定要去的！刚才你不是说，你很失悔从前不听我的话么？现在，听我的话罢！

    在重庆，我们又可以见面。”

    最后的一句说得很低，然而很有力；韦玉不禁心跳了。梅女士抿着嘴笑，掷过一个美妙的睨视，就离开了韦玉。

    从这天起，兴奋和紧张的震度，渐在梅女士心里升高了。她并没有看见什么希望的绿光，也不曾想起过什么具体的将来计划，即使她对韦玉说“我们又可以在重庆相见”，也不过像诗人的灵感那样一瞥，并不是深思熟筹的结果；她仅仅感到有什么变化应该是要来了。不论是好是歹，总之，这沉闷的局面是要爆破了。只这一点模糊的心理上的直觉，便成就了她的心情的亢昂。像半醉的人，她的眼前挂着一片红霞。现实的坎坷，这样地就熨平了。

    似乎期待着什么必然要来的开展，她只望日子过得快些。

    她曾经叮嘱韦玉到重庆后便写信来，要详细地记述成都到重庆的路程。这封信终于在盼望中送到。但是三天后又来一封，十分不巧，恰被柳遇春看见了。信是短短的半张纸，只说路上辛苦，忽然病倒，十分寂寞。柳遇春沉吟了一会，看着梅女士的面孔说：

    “韦表弟的身体太不中用了。我正要派人到重庆去办货，就叫他到团部走一趟，替我们问好。不买些东西送给韦表弟么？”

    梅女士懂得这些干涩的话语里藏着什么用意，她忽然焦躁起来了。她并没回答，却匆匆地写了几行，就交给柳遇春：

    “回信也带了去。买东西，随你的意思罢。”

    那天下午，梅女士去看望父亲，后来在自己的小房间内惘然站了几分钟，冷笑一下，便回到柳家。

    天气斗然燠热了，梅女士常常是毛骨耸然打冷噤；她觉得自己的前后左右有许多侦伺的眼睛。柳遇春回家的更频繁，似乎也证实了梅女士的疑虑不是无根。六月已到尽头，梅女士所期待的什么变化或爆发，还是连影踪也没有。韦玉却又来了一信。他仍在病中，但给他痛苦的，似乎不是病而是变态的心情；他那信里充满了怨艾的话语，从未有过的对于梅女士的怨恨。结尾的几句是：“从前想死，现在要活了！要活！天天只有一句话在我心头盘旋：在重庆，我们又可以相见！天天却不见你来！你骗了我！只要再见你一面，我死也甘心；你是不来了罢？我回成都来看你！”梅女士将信纸撕得粉碎，狂怒地咬自己的嘴唇。

    她扑在床上，心里反复自问：我骗了他么？我骗了他么？

    过去的一切又从头勾起。她回顾自己的生活，好像是一幅印坏的套板画，什么都配错了位置。为什么从前韦玉要那样畏葸，那样否定了自己生活的权利？而现在忽又这样的积极？“因为这都是爱”，梅女士只能作如是想。

    于是她恍惚记得自己似乎确是曾和韦玉约过在重庆相见，可是不知怎地又骗了他；现在他病中要赶回来，怕不会送了命么？一句久埋在尘封的记忆中的话蓦地跳到梅女士的意识上：“我满心要做一些有益于人的事，然而结果总是相反；我就是这样的于人有害于己无益的怪物么？”这个观念，这个人生责任的自觉，以不可抗的巨力压迫她，使她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无助的悲泣。

    晚上柳遇春回来时，看见梅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