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启事：“罗美老弟，有事相商，请来某某处，博古。”这里的“罗美”是泽民的笔名。但这则启示登出后，也没有回音。所以中共组织急得团团转，生怕出意外，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和杀害。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茫茫人海中，杨之华在一个工厂门口，碰到沈泽民。才算又和中共接上头。原来泽民回上海后，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不敢去找熟人，因错过接头时间，他只好去租一个住房，伺机与组织联系。

    时间一长，他想进工厂做工，以便找到组织。所以，他在一个工厂门口徘徊时，被杨之华碰见，遂接上组织关系。胞弟沈泽民回来不久，弟媳张琴秋也转道东北回到上海，泽民进中共宣传部工作。琴秋做女工工作。

    此时，“左联”内部决定办一个刊物，并定名为《前哨》，由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负责编辑，在筹备过程中，“左联”发生五作家被害事件，消息传来，“左联”

    成员都义愤填膺，把披露五烈士的工作，作为《前哨》的第一期内容。茅盾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秘密印刷，左联烈士的照片，都是印好后，用手工贴上刊物内页的。茅盾和鲁迅共同起草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全国革命文化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发表在《前哨》上，通过秘密渠道，向全世界控诉。

    由于《前哨》直露的政治态度，秘密发行，也立即遭到查禁。于是第二期改为《文学导报》，继续顽强地出版。

    1931年春暖花开时，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夫妇奉命去鄂豫皖苏区开展工作。从此，茅盾和胞弟成为永决。沈泽民后来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两年后，1933年11月20日牺牲在苏区。5月下旬，冯雪峰到茅盾家里，要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茅盾表示推辞，雪峰告诉他，这是经过研究后的决定，并宽慰茅盾：“试试吧，反正是轮流担任，工作也是大家做的。”茅盾默认了。不久，瞿秋白因在党内遭到王明的排挤，表示想搞文学，所以，他有更多时间来领导“左联”工作，而茅盾则有更方便的机会去和秋白、鲁迅等商量“左联”工作。

    1932年底，《申报》的老板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副刊“自由谈”，茅盾、鲁迅、瞿秋白三人支持黎烈文，茅盾接连写《“自杀”与被“自杀”》、《紧抓住现在》、《血战后一周年》等文章，在“自由谈”

    上发表。1933年1月30日，“自由谈”在《编辑室读者书》中说：

    “编者为使本刊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

    这里的“何家干”是鲁迅先生，当时秋白因政治原因，许多文章和鲁迅商量后，也用“何家干”的笔名发表，而“玄”先生，则是茅盾。因而这段时期，茅盾和鲁迅、秋白三人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加深。

    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以后，茅盾的活动就多了，会议也多了，并且经常出没在左翼人士的活动场所，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茅盾和冯雪峰等到北四川路附近的一所中学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出来，立刻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梢了，幸亏茅盾发觉，后来转换了几辆车，又走进一家银行兜了个弯，才甩掉那个尾巴，终于脱险。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左联”五烈士的被害，使上海革命作家们处在极度危险之中，1932年3月3日的《社会新闻》刊出《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一文，点名揭发茅盾、鲁迅：

    “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1933年4月，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回到上海，此时因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