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喜欢琢磨这菜这么烧才好。李延龄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在外地，我便像他的儿子一样照顾他。他老人家生病了，发烧感冒什么的，包括割痔疮，都是我和阿妍陪他上医院。他的房子漏了，我去找房管所的朋友帮忙，将他房子的屋顶拆了重建。有一段时候，我们还差点为他找个老伴，他因此对待我也像儿子一样，什么话都跟我说，什么绝活都不保留。后来我自己开馆子，为了招揽生意，曾经公开打李延龄关门弟子的招牌，他老人家怕我坏了他一世的英名，并不是特别高兴，但是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我们有过那么一段缘分，毕竟我在他身边为他做过不少事情。

    要说李延龄师傅那才是真正见过大世面的人，解放前，许多国民党的大亨，都吃过他做的菜。南京这地方当时是国民党的首都，他曾经是出过大风头的人物。李延龄的观点就是，当厨师首先打出名气，这道理就像今天的馆子一定要有招牌菜一样，名菜名馆名人，作为一名厨师，只有和上层人物打交道才能成名。据说早在解放前，周恩来就知道李延龄的大名，到七十年代初期，周总理陪外宾来南京参观，突然想到了他，兴致勃勃地提出要让他掌勺，说是很怀念他做的菜。一个国家的总理隔了二十多年，居然还能记住他，可见李延龄当年的名声有多响亮。这事一度传为佳话，李延龄也一直引以为自豪，但是说老实话，就算是有过这件事，李延龄刚退休那会，仍然没人把他当回事。

    李延龄后来成为厨王，成为南京餐饮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那都是后来的事情。

    我那个丈母娘过日子，是再有钱也舍不得用。不过，她很快就发现，我这个没用的女婿偶尔也有用得上的时候。有什么事了，比如丈母娘和老丈人过生日，阿妍的小妹结婚，小弟结婚，就让我去掌勺。七十年代不像现在，那时候办喜事不上馆子，都是在自己家里操办，如果地方不够大，还要借邻居家的地盘，屋檐下院子里，只要是个地方就行。不仅是丈母娘家给我这个露脸机会，她家的亲戚朋友家也纷纷邀请我去。毕竟我是出身名门，人家一听我是什么馆子正经八百的厨师，先从心底里开始佩服了。有一次，我还将我师傅李延龄请出山，由他老人家亲自出面为大家做了几样菜，有一道鱼做得真是绝对有水平。可惜好菜也要有人品，遇上不懂吃的人，也是白花力气。我做的这些事，做了也就做了，仍然还不足以提高我在阿妍家的地位，虽然吃的人赞不绝口，她家的人却从来都不肯说我好。

    阿妍那时候卖猪肉也是个很吃香的工作，因为猪肉价格都是统一的，瘦肉肥肉一个价，给多少瘦肉搭多少肥肉，全看卖肉的高兴。很多人为了少搭一些肥肉，拚命讨好巴结卖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卖肉的绝对比知识分子有地位，当时很多有权有势的人都愿意和阿妍交朋友。我们的日子开始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总的来说，日子过得很不错。为了安全起见，我天天骑自行车送阿妍去上班。那时候社会风气并不比今天差，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因为在菜场上班，她天天都是半夜三更地就得赶过去。阿妍并不要我送，她根本就不在乎，我母亲也为这事老跟我犯嘀咕，说你这样，天天要少睡多少觉。我说少睡觉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喜欢去送她，我愿意天天这么送她。

    虽然一路上也没什么话可说，但是她坐在我的车后，用手搂着我，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只有在这时候，只有在这黑咕隆咚的夜晚，穿过静静的小巷，骑在大马路上，我才感觉到她真的是我的老婆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感觉甚至比睡在同一张床上都实在，阿妍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人家明明早就是你的老婆了，你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感觉？”

    阿妍又说：“我不是你的老婆，是谁的老婆？”

    受李延龄师傅的影响，我开始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