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运动已经用简洁的悲剧语言走完了自己的全部轨迹。以后，沉默便能成为主宰了，在总是退缩的非理性中，疯癫消失了。

    我们现在对非理性的认识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禁闭的意义。

    这种将疯癫放逐到一个中性的和划一的隔离世界的行为，既不标志着医学技术演变的停顿，也不标志着人道主义观念进步的停顿。它用下列事实来表明自己的准确意义：古典时期的疯癫不再是另一个世界的符号，它已成为非存在物的荒谬表现。说到底，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从社会秩序中清除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禁闭的实质不是拔除一种危险。禁闭仅仅表明了疯癫在实质上是什么：是一种非存在物的表现；禁闭通过提供这种表现来压制疯癫，因为它使疯癫恢复了座无真相。禁闭是对付被视为非理性即对理性的空洞否定的疯癫的最恰当的做法；通过禁闭，疯癫被公认为虚无。也就是说，一方面，疯癫在人们的直觉中是异常（差异）：因此，不是医生而是神智正常的人们的自发的集体判断要求做出禁闭一个病人的决定；另一方面，禁闭只能有一个目的——矫正（即压制异常或用死亡来完成这种虚无状态）；因此，在禁闭所的登记簿上常常可以看到护理员记录下的那些选择死亡的人，但这并不表明禁闭的野蛮、不人道或邪恶，而是严格地表达了其意义：它是一个消灭虚无状态的手术。禁闭虽然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且被包上一套临时拼凑的道德，但却勾画出疯癫的秘密而别致的结构。

    那么，禁闭其的是出自于这种深切的直觉吗？疯癫最终被打上非存在的耻辱烙印，难道不是由于禁闭的作用而使疯癫实际上从古典主义视野中消失了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一个连环套。毫无疑问，陷于这种无结果的循环质询将一无所获。因此，最好是让古典主义文化从一般结构上来概括自己对疯癫的体验。这种体验以同样的含义出现在古典主义文化内在逻辑的统一秩序中、思辨的秩序和制度的秩序中，出现在话语和法令中、言词和暗语中——实际上，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表意因素对于我们都能具有一种语言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