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最终在全国各地对近二十五万人次进行了访谈。

    警察局和报社都收到了碎尸者杰克的认罪信。接着，一盘有两分钟长的录音带寄到了乔治·奥德菲尔德局长那里，录音的人嘲弄了警方的无能，并扬言还要出击。就像亚特兰大一案，这似乎是个重大的突破口。录音带被翻录并在全国各地播放——在电视上，在收音机里，在免费电话线路上，在足球赛的广播中。警方希望能有人辨认出那个声音。

    我们被告知，我们在布拉姆斯希尔时，约翰·多马尔也在那里。他是大名鼎鼎的警察，也是约克郡碎尸案的首席调查人员。有人告诉他，联邦调查局的两位侧写师就在此地，或许大家应该聚一下。下课以后，我和鲍勃坐在警察学院的小酒馆里，这个家伙走了进来，并被吧台处的某个人认了出来。他走了过去，跟那人攀谈起来。我们从他的动作和表情里可以看出，他正在取笑这两个从美国来的家伙。我对雷斯勒说：“我敢打赌，那就是他。”

    果然，有人把我们指给了他，随后他和其他人来到我们桌前，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注意到你没有随身携带任何案卷。”

    他开始找借口，说这个案子是如何复杂，要让我们在短时间内了解案情又是如何困难，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很好，”我说，“我们自己手头的案子已经够多的了。我倒宁愿坐在这里好好喝上几杯。”

    这种悉听尊便的态度引起了那些英国人的兴趣。其中一人问道，我们侧写一件案子都需要些什么。我告诉他可以先描述一下案发现场。他告诉我，作案者似乎先让被害女子处于易受攻击的姿势，然后用刀子或锤子突然袭击她们。她们死后，他又肢解尸体。录音带上的那个人相当有口才，也颇为老练，不像是个杀害妓女的人。于是我说：“根据你们所描述的案发现场以及我们在美国所听到的录音带来判断，这个人不是碎尸者。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

    我解释说，他要找的凶手是不会跟警方联系的。他应该是个行踪诡秘的独居者，年龄在二十八九到三十一二岁之间，对女性怀着一种病态的仇恨，上中学时辍过学，说不定是个卡车司机，因为他似乎常常往来各地。他杀害妓女的目的是企图以此惩罚全体女性。

    尽管他们在这盘录音带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多马尔还是承认说：“你知道，我也担心这一点。”后来，他改变了调查的方向。在一次偶然的场合，35岁的卡车司机彼得·萨克利夫于1981年1月2日被抓获——正值亚特兰大陷入一片恐慌之际——并被证明就是碎尸者。他根本不是录制并寄出那盘录音带的人。录音带上的那个冒骗货原来是个退休警察，与奥德菲尔德局长有隙，想借此进行报复。

    听完那盘录音带后，我跟科尼尔斯及亚特兰大警方谈了我的看法，并且当场提出了一套行动方案，我认为可以找出那个冒骗货。像碎尸案中的那个冒骗货一样，这个家伙的口气傲慢，语带讥讽。“从他的口气和讲话内容来看，他认为你们都是傻瓜，”我说，“所以我们不妨就利用这一点。”

    我建议他们索性就装傻。去西格蒙路，但要搞错方向，装出扑空的样子。他会在一旁观看，而且运气好的话，你们也许能当场逮住他。即使没有这么幸运，至少他也会打电话来，说你们有多么愚蠢，没有找对地方。帕克·迪茨很喜欢这一招，这种实战方案充实了他的学术知识。

    警方将此次搜寻尸体的行动中做得很公开，并且弄错了搜寻方向，果然，那个家伙又打来电话，奚落他们有多么笨。警方早已做好了追踪电话的准备，抓获了正在家中打电话的这个年岁较大的“红脖人”。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警方还是搜查了西格蒙路的正确地段，当然没有发现什么尸体。

    科尼尔斯事件并不是分散办案人注意力的惟一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