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现在还是仍然。

    在世界各地的野蛮人中，幼童可以很自由的在性的方面做些游戏，甚至于实行一些性的活动。这证明在这种民族里，抽象的。凌空的性活动禁止是不存在的。

    不过，一到春机萌发的年龄，即在我们所认为的原始人的眼光看来，一种新的对于性的态度也就似乎成为必要：这态度就是一个制裁的态度。在有了一些文化的民族里，各种对于性活动的限制的规条就很普通了，这种种限制也许和基督教对于未婚犯奸（fornication）与已婚犯奸（adultery ）等等的限制不同其旨趣，但其为限制则一。总的说来，这种种限制对于性的价值的提高，性尊严的维护，都有几分帮助。有的限制目的在避免有害的性活动，有的在规定有利的性活动，有的则把性活动和民族相传为神圣的节气或仪式联系起来，所谓有利有害当然得用他们的眼光来看，但客观说来，大致也是不错的。这一类的制裁，这一类经过调节后而认为可以趋利避害的性活动，我们可以很正当地称做贞节，并且这种贞节可以认为是先民生活机构里一个中坚与有机的部分。民族文化不论高低，大多总有一大串所以直接或间接维护贞节的惯例，往往有很离奇的，但即就这种离奇的惯例而论，其目的也无非是在增加性生活的庄严性，所以不但可以得到大众的拥护，并且可以历久而不失，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英国人类学家克劳莱说得好：在我们看来，这种惯例尽管离奇，“但至少从先民社会学的立场而言，它们是和生物学的事实相和合的，并且这种和合的程度是很深的，同时，这种惯例也有许多传说的解释，表面上这些解释似乎也很不相干，但事实上它们对于初民富有弹性的神经系统也帮了不少忙，使初民的生活可以日益克于能自律、有理性、而无论于个人或于社会，都可以在事业上多取得有效的成绩。”克氏随后又说：“但如果这种惯例太走极端，一种分崩离析的趋势也在所难免；不过，就大势说，它们的目的是一个节制的目的，经过许多试验之后，不用说，试验总是很迂缓的，他们终于很有把握地达到了这个目的。这种原始而自然的贞节既然是屡次试验才发展完成，也正有它的科学的价值；这初元的贞节便是人类性生活史的起点。”

    克氏所讨论的这一层，到了文化比较发达以后，常常有转趋暗晦的形势，而其原因就在上文所提的走极端那一点，也就是宗教的信条和社会的习俗通常把贞节的概念看得过于绝对，在最近数百年的西方文明里，这一层便有很好的例证。

    贞节一旦变相而成强制的绝欲以后，它就成为不自然的了，也就不成其为一种德操，并且也不再有什么实际的效用。贞节的根本性质也就无形消灭。到了这种境地，不明原委的人便转以贞节为“不自然的”或违反自然的行为，从而加以贬斥，并且认为它是愚腐的宗教信条以及衰弱的政治统治的一个附带的条件，应该和这种信条和政治同其命运。这真可以说是冤极了。因为一般人有这种不明原委的看法，所以到了近代，在西方社会里，这种不自然的性藩篱一旦被除或破败以后，许多人的性活动便往往走上另一极端，不但把纵欲和乱交看作一个理想，并且真把这种理想见诸行事；他们不了解这样一个极端是一样的不自然，一样的要不得。

    贞节是一个平衡的状态，禁欲和纵欲是两个动荡而各走极端的状态，平衡状态一旦转入动荡状态以后，要再恢复是需要相当的时日的，因为像钟摆一样，既摆到了左，便不能不摆到右，这其间有自然的物理的限制。这种困难我们在近年的苏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沙皇时代，在表面上，习俗对于性活动的限制是很多而很严的，在骨子里，纵欲败度的行为也正复不少，这两种相反的倾向自各有其反应。革命以后，性活动是解放了，而这种解放大部分趋于纵欲一途。目前（1933）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