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两者兼有。而13个例子都没有发生过不良的影响。于是，汉氏很合理地作结论说：“无论何种性戏耍的方式，就心理的立场而言，是没有禁忌的。”同时，汉氏也说了一些保留的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这种戏耍在身体上不引起什么创伤，二是在心理上下引起什么罪感。这都是很有意义的。汉氏也说到他在别处遇见过一些憨态可掬的例子，他们很天真烂漫地采用过这些所谓“作孽的”性接触方式，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方式在许多人看来是如何的龌龊，如何的凶险，如何的不得了，“一旦忽然发现这许多人的看法，一番震惊之余，不免深自懊恼追悔，结果很快地促成了一些癫狂的症候”。即此一端，已足够使我们知道，当务之急是要让一般人，在这一类性的问题上，得到一些更开明见解。

    狄更生，根据他多年的妇科经验，很贤明他说过，我们应当让每一个女人“叫以放心地了解，夫妇之间，床第之私，在高涨的热情弥漫充塞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是和精神恋爱的最高理想根本上不相称的。易言之，夫妇之际，一切相互的亲呢行为是没有不对的”。

    在这样一本引论性质的书里，我们并没有讨论恋爱艺术的种种细节的必要。

    不过在结论里，我们至少应当说明恋爱的艺术绝对不限于身体与生理的方面。即使我们把生理的方面搁置不论，或虽论而认为它只有一些间接的关系，即使就成婚已经二十年而性的生活已退居背景的例子而论，甚至即就根本不能有性生活的夫妇而论，恋爱的艺术依然不失为一种艺术，一种不容易的 艺术。 夫夫妇妇之间，应当彼此承认个人的自由。生活理想尽管大致相似，其间脾气的不同、兴趣的互异，也应当彼此优容。彼此应当不断地体贴，应当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弱点与错误，同时也接受对方的错误与弱点，而下以为忤。嫉妒的心理是有先大自然的根据的；任何人不能完全避免，偶然的表现是一定有的，并且表现的方式也不一而足，这种表现在一方固然应当力求自制，在对方也应当充分宽恕。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尽管与狭义的性关系无干，也未始不是恋爱艺术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大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最大的一部分。并且，如有一分疏虞，不但夫妇的关系受影响，全部的人生艺术也就从此可以发生漏洞，成为种种悲哀愁苦的源泉。

    总之，我们对夫妇的关系必需取一个更宽大的看法。否则，我们对构成此种关系之种种因素，使这种关系的意义更可以充分发挥出来的种种因素，便无法完全把握得住。一定要这些因素都有一个着落，个人的幸福才有真正的保障，而除了个人的卫生上的功用而外，社会的安全与秩序也就取得了深一层的意义。因为，婚姻的维持与巩固也就根本建筑在这些因素上。弗洛伊德在1908年时说：“要在性的题目与婚姻的题目上提出改革的方案来，那并下是医生应有的任务。”这种置身事外的看法现在是过去了，而弗氏自己后来也似乎看到这一点。于是，自从1908年以后，他在许多人生的大题目上，可以说一些含义再广没有的大题目上，下过不少思考，发过不少议论。时至今天，我们可以说，医生的任务决不在保留一部分人间的罪孽，为的是可以借题发挥，甚至可以于中取利。这种看法尽管和医术的原始的看法完全相反，但时代既大有不同，我们的观念也自不应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在医学的每一个部门里，医师和一般明白摄生之道的人的任务就在对人生的种种条件与情境，求得进一步的调整与适应，务使“罪孽”的发生越少越好，在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部门里，我们的任务更应如此，因为它和人生的关系要比任何其他部门更显密切，而其为祸为福，所关更是非同小可。所以，医生对于任何医学的部门虽应有充分的认识与运用充分的聪明智慧，而对于我们目前所注意的部门，尤其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