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厘人有着悠久而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播、移民和贸易的历史，但是，巴厘文化却和原始的阿拉巴契人的文化一样，直到二次大战时期，仍然保留着前喻文化的特征。婚丧嫁娶的仪式都重复着相同的主题。祭神时所演的戏剧描述的是天龙和女巫的争斗，前者代表着生和宗教祭典；后者代表着死和恐惧，这种戏剧表演有如母亲和她们怀里的孩子逗乐一般。扮演女巫的佩戴着母亲们用来包裹婴儿的襁褓；而扮演天龙的张牙舞爪，伸着通红的舌头，用它并不伤人的血盆大口庇护着自己的随从，这实际上代表的是巴厘人滑稽的父亲角色。在老年人和青年人的生活经验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当孩子们看着女巫把魔布撒向进攻者，欲使天龙阴魂附体时，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欢乐使他们在母亲的怀抱中激奋不安，做母亲的此刻并没有对怀中的孩子寄于变革或出人头地的期望，她也似乎和孩子一起重温着自己幼年时代在母亲怀抱中的体验。

    不仅在巴厘人中，即使在那些属于伟大文明的后裔者的人民中间也能发现这种超越时间的特征，尽管他们对世界变化的可能性有着充分的理解。一些从欧洲迁居美国的移民怀着一种狂热的信念：到新世界去定居，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新的社区，重建那代代相传的超时间和永恒的自认。赫特拉尔斯、艾米肖、邓克尔兹、西克斯、杜克博尔斯等移民社区都是如此。甚至在今天，这些社区中的人们仍然以父辈和祖辈向他们昭示的生活方式抚育自己的孩子。要想打破这种抚育方式毫无希望；因为这种打破意味着内心和外表的改变，意味着自认感和连续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如同脱胎重生———重生于一种陌生的文化之中。

    前喻文化和非前喻文化或前喻文化和另一前喻文化及外来文化相接触之后产生的压力，往往会使前喻文化涵化一部分其它文化的自认，而个人也就可能因此而脱离原有文化，进入其他文化之中。他们带有原有文化的自认感，在新的文化中，期望着能象在原有的文化中那样获得自认。他们赋予许多事物以新旧文化的双重含义。比如，用旧的句法说新的语言，根据新的风俗选择房屋式样但仍以原有文化的习惯装饰内壁。对于那些来自于前喻文化的成年移民来说，这是他们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最常见的方式之一。但他们的内在整合机制并没有改变，这种整合机制是如此坚固，以致能在维持自认的前提下完成一系列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对于大多数成年移民而言，这种交互转变的丰富积累之日，将是他们面临新的抉择之时。

    至今仍不知道的是，这种转变是否可能发生在那些来自于没有变革观念的文化环境的人们中间。那些在美国出生，但被送回日本长期接受教育的日本人，如果再回到美国（在二次大战的艰难时期，这些日本人被称为“归米”），一旦遇到重新抉择的时刻，对忠诚于谁的问题不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他们虽然懂得一个人必须忠诚祖国，但他们也知道一个人在某一社会中的成员身份可以丧失，对该社会的忠诚也可以改变。他们过去忠诚和承认日本的事实，意味着他们同样可能成为忠实的美国公民。他们所受的前喻文化熏陶已使他们能够完全适应另一社会。

    正是凭借着这些过程，使我们能够理解原始时代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妇女的生活。为了避免当时盛行的乱伦之习，她们不能嫁给说同样语言的本部落的男子，只能以陌生人的身份终生生活在说另一种语言的群体中。由此经历无数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群体中竟发现两种语言：女人的语言和男人的语言。父母双方的不同语言及与此相应的不同文化对个人所赋予的不同的期望，这种强烈的对比将成为个人所赖以生长的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期望是通过祖母所唱的歌谣和妇女们独处时的谈话表达的。刚嫁到其他部落里的新娘已经从母亲和祖母那里学会了不同于男子的女人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