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很少见，甚至比西欧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日益成为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对耻辱仍然看得很重，但已更多地以自我麻痹来代替挑起争斗。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击的复仇可能性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相互依存的经济状况，把复仇行为打入了地下，或者把它针对自己胸膛。人们可以玩弄计谋向仇人进行报复而使对方毫无察觉，这多少有些像古代故事中，主人暗藏粪便于珍馐，以飨仇敌。今天，就连这种隐秘的攻击也极为稀少，更多的是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里，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是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易恼恨自己。近几十年，日本的小说一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如何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小说中的主角厌烦一切，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这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小说不大写这种题材，常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残酷社会的虐待，而很少描写单纯的厌烦。描写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有一个原因，作者总是让读者从道义上责备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或者渔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暴露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漂荡。不说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认为有必要分析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以弄清阴云来自何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人都容易伤感。古代英雄惯于向敌人进行攻击，他们则把这种攻击转而向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忧郁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