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次炮击却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诺曼论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写道：“这些曾经是攘夷急先锋的藩发生了巨变，不管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种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人们对此只能表示敬意。”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份内的情义” 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样，“情义”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是使日本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作是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并驱使它进行了这场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则是，使日本能够以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试图把“情义”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之为崇拜“武士道”，或曰“武士之道”。有理由说，这种介绍引起了误解。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不能包罗“情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是评论家出于灵感的创作。而且，由于武士道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随着这些领导人的信誉扫地，武士道的概念也正在受到怀疑。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情义”。恰恰相反，现在正是西方人应当理解“情义”在日本的含义的更加重要的时期。把武士道等同武士阶级也是误解。“情义”是所有阶级共同的道德。与日本其他一切义务及纪律一样，身份越高，“情义”的责任“就越重”。日本并不是只有武士阶层，其高度的组织性决定了这是个性格统一的国家。就其全民而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是被“份所当为的情义”所迫，是为自身的名誉而尽的义务。日本不会把自己的国民分成好战者和躲开竞争者两部分，只有 “不懂情义者”，才是真正受到藐视和厌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