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三个层次的选任官员的方式。表层是理论上冠冕堂皇的“选贤任能”，中层是论资排辈和抽签，底层是权势集团的私下请托，或者叫走后门。

    明朝小说卷三十六介绍了一种在吏部走后门当官的规矩，名字叫“飞过海”。明朝沿袭元朝制度，吏员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为考满，考满的吏就可以去吏部候选当官。“吏”是不入流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是官。用当代语言打个比方说，他们没有干部身份，只能算国家正式职工。如果想工转干，就要苦熬九年，通过三次考察，这才有了“工转干”的资格，可以混个三把手四把手干干。但是有了资格并不一定能当上干部，人多位置少，什么时候能上岗是很难说的。于是就有人发明了一种抢先的办法，这便是“飞过海”。

    中说：“原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都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做‘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叨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

    当然这也不能怨绍兴人。绍兴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总要谋一条出路。（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山阴、会稽、余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连一半的人口也供养不起，于是聪明敏捷的人，就进京当了都办，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到处都是这一带的人。——全中国的大小衙门里充满了绍兴人，原来是生存环境逼的。而从绍兴人的角度看，“飞过海”不过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的一种手段。民间的生存压力，就是这样转化为官场内部的“请托制”的运行动力。

    绍兴人在北京托人走后门花的钱，只是推动请托方式运行的一小部分费用，因为它只涉及到吏员“工转干”这一条途径，不过是明朝选官的数条途径之一，并且还是很小很不重要的途径。至于推动整个“请托制”运行的费用总额有多大，当时没有正式统计，我现在也很难估计。但我们知道，在孙丕扬上任前的嘉靖年间，也就是中写到的“飞过海”的流行年代，吏部的一个吏员的肥缺就价值上千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县太爷二十年的名义工资。权贵们收了人家的厚礼，经常点著名安排某个人到某个位置。另外，在孙丕扬生活的万历年间，如果某人从官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你想让他推荐你接任，即使你的学历资格年头全够，这笔推荐费也要五六百两银子（注3），大概相当于一户自耕农二十年的收入。上边这两个例子不过是群豹身上的两块斑点，明朝文职官员的“岗”在两万个以上，吏员超过五万五，武职更超过十万，这两块斑点的大小，可以帮助我们管窥和推测请托费用的整体规模。

    这笔官场上的巨额投资，最终自然要从老百姓身上一钱一两地捞本取利，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

    请托盛行，意味着谁有路子谁当官。这又大体相当于谁有银子谁当官，谁会巴结谁当官。谁有银子谁当官的道理还可以再推进一步，因为明朝的官员工资甚低，不应该有很多银子，银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入多，贪赃枉法的嫌疑大。这就意味着溜须拍马高手和贪赃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当官。当然也可以像中说的那样，大家先凑钱买个官当，按入股的比例分赃——这就意味着贪污准备最充分、贪污压力最大的人最可能当官。这显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门里充满了贪官污吏和结伙打劫的强盗，动辄敲诈一二两银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见穷山恶水贪官刁民了。

    在上述情景之下，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孙丕扬想一想，就会发现他胆识过人。

    掣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