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就要繁殖，野鸡人很少吃它，它就是自生自灭。从自然生态来看，生命也是和生存的资源来作为交换的。这种自然生态是人的血酬定律可以说明的，它不完全等同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这是生物的自然平衡。

    但是要用它来说明社会生态就要复杂的多。因为自然生态从现在来讲是一个野蛮状态。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影响社会生态的因素多的多，不完全按照自然生态的路子走，就像刚才讲的还有法，更多的恐怕还是钱。但是文明社会也有很多野蛮的遗留，一直到现在。这种野蛮的遗留用血酬定律来概括还是很准确的。但是这个血酬定律有一个复杂性，就是说暴力才有回报，谁最强谁说了算，有时候也不一定。有时候暴力者会自毁长城。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压迫到了暴力最大强度的时候才是你说了算。举个例子，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信阳出了一个饿死人的事件，饿死了上百人。72年的时候我在信阳还专门收集了一下，看有没有农民起义，还确实没有。所以说在暴力最强化的时候没有人敢反抗。辛亥革命发生在清末搞新政的时候，新政比它原来好多了，是在暴力统治相对松弛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所以我觉得血酬定律揭示了暴力的野蛮性，对社会的毁灭是很成功的。那么究竟血酬定律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我觉得吴思先生讲到了一点，法定权利和法外权力。一个暴君到了罪恶的时候对他威胁最大的不是法律，而是他自己。举个例子，明朝万历皇帝的时候产生了五六十次暴动，城市骚动，反对他的特派权。明朝有一个规定，国库的税收都是收到他那，皇帝要用钱到国库拨出一部分，不能随便到户部调用钱。但是到了万历皇帝的时候，他觉得钱不够用，就增设了很多税，税收原来由地方官府、户部征收，他就派宦官到地方作为特派员收税，组织了一个衙门，叫中史衙门，不让地方官府收税。他自己来收水，所以他等于把法定的中央的官僚系统避开了。中史衙门到了地方，组织了一群地痞流氓收税，就和地方政府发生了矛盾，他们就惩治地方政府，他们一共在下面收税就整死了地方官员150多个。因为他有皇帝的上谕。这在中国封建王朝是一个独有的现象，在清末都没有。这就把皇帝和地痞流氓扯到了一起。暴力的恶性膨胀，摧毁了他自己的官僚机构，所以很多民变实际上是地方官领导的。当时云南有个指挥领导了一个民变，连皇帝都震惊了。当时国库一年是收了400万，正史上说的是300多万，但是很多人说不止300万，一个中史衙门大概收了1000两，还有中间流失的，大概3000万，远远超过国库10几倍。所以后来很多人讲，明朝实际上是亡于万历时，当时的首府打了个报告给皇帝，说现在京城之内骂皇已经不是一个悄悄话了，而是编成了民谣、戏曲到处演唱，人民的日子已经没法过了。所以当时海内的骂皇已经很普遍了，到了谁都敢骂皇帝的地步了，东林党那批人就是骂皇帝，而且皇帝也没有什么力量了，所以也没有得到什么惩治。这个在清末都没有。这就是因为他自己破坏了他自己的官僚系统。当时的阶级矛盾没有那么尖锐。民变五六十年很快消亡，中史一打倒，皇帝没法追究了，民变很快就下去了。这个我也有一个联想。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共产党的官僚体系，毛泽东是古往今来最有才干的君王，超过秦始皇，但是他自己栽在了他自己手上。所以我觉得血酬定律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它自己。因为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有他长远的利益，为了长远利益必须控制他现实的一些欲望和要求，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君主权欲的播发和欲望的扩张，没有自我的控制，他自己破坏了他的统治的长远。这对于现实也是要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血酬定律也是要从这些社会现象上进行发掘，使这套东西更加完备，充实起来，用来解释好多历史现象。因为我们以前历史研究他不是研究这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历史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