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家家单干，但也没有破坏“一地一间”的土地格局，直到高举“三面红旗”之前，这一千多亩地一直保证着四五十户、二百来口人的温饱；即使不浇水，不施肥，它们的最低单产也能保住四百斤，其中少数地块还出现过“三十分田八九百斤粮”的单产奇迹。于是，石门村是湟源县的“粮食窖窖”的美称便风传遐迩。天时，地利，人和，刘进财花了六十元钱买了一把三弦，又弄来一把板胡，都缀上五色荷包，一有空闲不是弹就是拉，让幸福的声音在石门村的山山洼洼里悠悠然飘荡。1958年，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的形势逼人，当别的地方因为农民无粮可交而出现“挖面书记”、“扫柜县长”（为了完成虚报的征购粮数字，县委书记和县长带人挨家挨户搜刮粮食，甚至不惜用笤帚清扫农民家中盛放面粉的柜子，农民便称之为“挖面书记”和“扫柜县长”）的时候，石门村依然是家有存储，队有余粮，尽管公社的带头人叮咛农民交粮时要“留点后手”，但石门人为了表白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仍然交出了三十多万斤小麦。那些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示“紧跟”的人便因巴燕公社有石门这样的“粮食窖窖”而给它改了名字——“巴燕公社”变成了“沸海公社”，也就是沸腾之海洋的意思。（但农民并不喜欢“沸海”这个名字，自作主张把“沸海”改成了“佛海”，也就是佛教之海洋的意思。他们固执地叫下去，最后连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了。所以，当我第一次来到湟源县时，从县政府的红头文件上看到的俨然是“佛海乡”。第二次来到湟源县时，名字便又恢复成最早的“巴燕乡”了。）

    挡霜雀儿，魂归去，音犹在

    195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寒风呼啸，大雪纷纷扬扬，覆盖了村庄和大地。袁玉秀站在雪地上，举起沉重的镢头朝下挖去。可那长满杂草的土地像是蒙着一张鼓皮，“腾”的一下，镢头又被弹了回来。她尝试着又挖了几下之后，便一头栽倒在雪窝里。她哭了，大声地喊着：“老天爷，老天爷，这可怎么办？”她是被干部们从家里逼出来的，因为她没有完成白天的开荒任务。就在这种哭泣喊叫、掉皮落肉的逼迫之中，石门村的耕地从一千多亩“跃进”到了两千二百多亩，慢说坡势较缓的“草间”不复存在了，就连那四十度以上的陡坡“草间”也未能幸免。紧接着，“千斤粮，万斤肥”的口号又逼得农民不得不大量烧野灰，除了把那聊胜于无的草间的草消灭殆尽之外，连石门沟里的灌木丛也被一扫而光。以后的几年里，“放火烧荒，积肥增粮”的行动在石门村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石门村又成了大修“大寨式梯田”的“战场”，破坏植被的行动再次掀起高xdx潮，被逼无奈的农民们为了修起整齐划一的梯田和给这些梯田上足“打政治粮”的灰肥，连土底下的树根都挖出来烧掉了，直到整个石门山乡一树不见，一根不留，寸草不生，滴水不流。

    很多人认为，破坏生态平衡，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它的恶果也只会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显现，不可能是现世现报的。但是，石门村从1958年愚昧地铲除茂密的植被开始，发展到“拉羊皮不沾草”的不毛之地，也不过仅仅二十年光景，其间破坏性较大的几次“大办”加起来也只有短短的十年，而大自然的惩罚不仅“现世现报”了，而且是十年八年就报，隔年或者当年就报，甚至是立竿见影就报。天谴如此迅速，令人触目惊心。

    曾经，这里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水宝地，谁料二十年后竟成了“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汉武轮台。从土改时的地埂看，临风的阳坡地已有二三尺厚的表土不翼而飞，避风的阴坡和滩地中，土厚处也不过一铧深，而且大多数耕地沙土间半。有人新近平整了一块近二分地的场面，被他小心翼翼收拢起来的表土却只有三立方左右。枯瘦的庄稼植根于如此瘠薄的土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