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棵禾苗不愁旱，哪一片叶子不盼雨？可是果真叫应了上苍而落下一场大雨时，则又会在苍白的乏土皮上淌出千万条恍若泪痕的小沟小壑来，越发使得大地皱纹缕缕，衰颜陡增。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有一次山水漫灌石门村，但那水是清澈的，也是温顺的，并未酿成毁田毁屋的大灾。1962年到1979年间也曾有五次山水漫灌石门村，那可就大不一样了：黑水从水峡山上瀑流而下，沿着石门沟咆哮而去，失去草坡守护的沃土被一层层揭去，如牛山石雷滚，浩浩泥流车槽。当年连一块柱顶石也找不到的平展展的沃野，经过几次大水冲刷后，头大盆大羊大的石块无地不有，无埂不有，无路不有；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甚至横七竖八地出现了几十吨重的嶙峋巨石。沟壑纵横，满目疮痍，山穷水尽，黯兮惨悴。

    曾经，这里的农民依赖土改中分得的土地直起了腰，户户有余粮，人人不愁饱。谁知他们把土地交给人民公社过了几十年集体化生活以后，再还给他们时，竟变成了一片种粮不丰、种草不旺的沙碱滩。照袁生全老汉的话说就是：“倒进油也不长庄稼了。”1958年还以交粮多而赢得盛名的石门村，到第二年便被推进了“缺粮队”的门槛而成为历史嘲弄的把柄。粮食单产由四百斤降到三百斤、二百斤、一百多斤，最后成了三十来斤；交售给国家的粮食也由1958年的三十多万斤变为几万斤、万来斤，直到最后连四千一百斤的任务也是年年完不成。年年到县里到公社（后来是乡）要粮要救济，成了干部们最头疼的事情。家家背债，人人欠款，许多农民无计生存，丢下这块难离的故土到远方投亲奔友去了；剩下的人也都在到处捎话，八方打听，随时准备远走高飞。

    曾经，这里的河水和潭水用不完，即使在别处缺水的冬三个月和“卡脖子旱”的五六两个月，汪在五口水井里的水也都在两米以上，解决人畜饮水绰绰有余。而今河流消失了，潭水干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得靠井水为生，可原来的五口老井，已有三口成为枯井，其余的两口井一夜只能渗出十几担水；家家抢水，户户排队，有时逢年过节，水打不上来，有些人干脆把孩子吊下井去用舀子舀水。为此，国家曾投资四万元安装管道，试图引来山泉水，但因水源不足等原因，两公里长的管道还没投入使用就报废了。后来，国家又投资二十九万元，从六公里外引水解决石门等村的用水困难，但也只能缓解旱渴，依然无法满足人畜饮水，更谈不上灌溉农田了。花的是国家的钱，办的是人民的事，固然无可非议。但这些钱本来是不需要花的呀。

    哪去了，令人怀念的挡霜雀儿？曾经，只要你啁啾鸣叫，严霜就不敢下来凌侮庄稼。而今，你的歌声消逝了，秋霜便来得早了，春霜却迟迟不去。还有你们，那些挡霜雀儿的伙伴们——红胸脯的凤凰鸟、爱啄土的青翅鸟、黑头白纹的墙头鸟、啼声如哨的叫天雀、羽白背青的榛子鸟，还有草百灵、沙燕子、布谷鸟、石鸡、斑鸠、野鸽子，你们都到哪里去了？是一去不复返了吗？难道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归去来兮，归去来兮……

    弦断音哑，宁知石门悲？

    山苍白，地苍白，人苍白；生态失去了平衡，生活失去了平衡，连人心也失去了平衡。

    还是从我们的房东说起吧，她是村里的中等偏上户，有一定的代表性。村干部之所以把我们安置在她家，只因为她的男人出门挣“贷款”去了，家里能挪出一个铺着毛毡的土炕和一条半旧的床单、两床八成新的干净棉被。不过我们马上了解到，那棉被、床单和毛毡全是她在邻近的海晏县金滩乡过世不久的母亲因为怜惜她，背过其他姊妹偷送给她的故物。她的大男孩叫刘文珍，已经十七岁了，五岁时左眼害病，因为没有“闲钱”，至今没有治疗过一次，几乎成了半盲。可是他极懂事，天天挑水、背粪、垫圈，从不问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