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服装和她家的富有，还常常公开地这样说。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是厂里知名的工段长，老共产党员，曾数次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国。”

    左托夫靠在安乐椅背上，平心静气地摆弄着自己的那些铅笔。

    “不仅仅是这些吧？”当谢尔盖略微停顿的时候，他抬起头来问道。

    “是的。”谢尔盖迅速地回答说，“已经查明，阿莫索娃的口供全是一些谎话。首先，她曾声明，因为她已经完成了一周的生产定额，所以在星期五就到莫斯科来了。这是假话。她是无故旷工，谁也没有准她的假。其次，她说她是和女友席里钦科和伊凡诺娃一道上莫斯科来的，这也是假话。那天她们两个人都照常上班，根本没有到莫斯科来。第三，阿莫索娃还隐瞒了一件事，她早在头一天，即星期四就曾到莫斯科来过一趟，当天又回查哥尔斯克去了。老工长阿莫索夫不知道这回事，因为他上班去了。第四，阿莫索娃说，犯罪分子把她的新大衣也一起抢走了，这也是假话。在她头一次从莫斯科回去的时候，就把这件大衣带回去了。当她第二天重返莫斯科的时候，把这件大衣放在女友那里，还留了张便条，请她们马上把这件大衣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真见鬼！”格朗宁脱口而出。

    “这些都是事实。”谢尔盖结束了他的报告。

    “您的结论是什么呢？”左托夫把桌上的铅笔收起来，从容不迫地问道。

    “结论只有一个：”谢尔盖用十分自信的语调回答说，“瓦伦丁娜•阿莫索娃是这个案件的参与者。是她做的内线，柳芭•阿莫索娃是听见她的声音才把门打开的。”

    “好吧，”左托夫转向格朗宁问道，“您的意见怎么样？”

    格朗宁用宽大的巴掌托住下巴颏儿，考虑了片刻说道：“我认为，材料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只是暂时还不能逮捕阿莫索娃，因为还没有直接的罪证，而且间接的罪证也还很少。”

    “但是，如果听凭她逍遥法外，她会回到查哥尔斯克去的！”谢尔盖急躁地反驳说，“那时她会打听到我曾上那边去过，猜测出我此行的目的，就会警告同谋者。他们会隐藏起来的。”

    “等一等，科尔舒诺夫。”左托夫说，他作了个手势让谢尔盖安静下来，又说：“所有这一切我们自己都明白，可是格朗宁是对的。今天您再把阿莫索娃传来审讯一下。要知道，她终究还是个难于捉摸的姑娘啊。好，格朗宁！我急切地等待着有关汽车的新材料。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谢尔盖站起来，微微耸了耸肩。他觉得很委屈。实际上他获得了那么重要的材料，而且实质上只有他提供了有关本案的确实证据。“瞧吧，他们总会看到，究竟谁是谁非？”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从左托夫的办公室走出来。

    对阿莫索娃的再度审讯毫无结果。“难于捉摸的姑娘”仍然是难于捉摸。可是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它使得格朗宁也好，甚至左托夫也好，都不得不对谢尔盖的推论另眼相看了。

    中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请科尔舒诺夫同志接电话。

    “我是果利科娃•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您记不起来了吗？我必须和您谈谈，而且越快越好。我就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是用公用电话和您联系的。”

    二十分钟后，一位面色绯红的、满头大汗的、很胖的中年妇女跨进了谢尔盖的办公室。她气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一只手捏着一块揉皱了的湿手绢，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沉重的买菜用的提包。

    “您有什么话要和我谈呢，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谢尔盖问道。

    “我想找您谈谈关于瓦利雅，也就是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