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事，”果利科娃把爱称改了过来接着说，“不过，整个事情我得按顺序从头说起，您请听着。”

    她稍稍沉默了一下，用一只手理了理蓬松的灰白色头发，开始叙述起来：“您还记得在柳芭被杀害的那个饭厅里是多么的混乱吧？我开始收拾地板上的东西时，瓦伦丁娜曾帮过我，您想想看，突然间，在房间尽头的一个角落上，我猛地发现了一件东西，您猜是什么？一条外人的手绢。懂吗，是外人！手绢上满是血迹，并且清楚地现出手指的痕迹，是外人的手指痕迹！懂吗？这手绢是那些坏蛋，那些凶手的。当时我简直是大吃一惊。我对瓦伦丁娜讲，把这块手绢交给您是多么重要！我相信，它能帮助您找到线索的。因此，我小心地用报纸把它包好，交给了瓦伦丁娜，请她在被传讯时把它转交给您。她接过去了，也答应了，但结果却并没有交给您。我说得对吗？”

    “完全对。”谢尔盖点了点头说。

    他越来越感兴趣地听着她叙述。这时，他产生了两种感觉——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同样强烈的感觉。一方面是惭愧：因为是他——谢尔盖——作的饭厅检查记录，他应当发现这条手绢。可是，他受委托应办理的事却办得这么糟糕！遗漏了这么重要的罪证！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骄傲：因为果利科娃的证词，为他的推理提供了好到不能再好的、最有价值的证据。

    “过了两天，”果利科娃激动地揉搓着自己的手绢，继续说道，“我问瓦伦丁娜，把我拾到的手绢交给您没有。她的脸色立刻变白了。这一点我后来记得很清楚，对，确实是脸色变白了。您明白吗？她回答说，手绢您没有要，您还说：‘暂时放在您那儿吧。’老实说，这点使我感到非常诧异。因此，又过了两天，也就是今天上午，我请瓦伦丁娜给您打个电话，问问可不可以洗衣物，顺便也问问关于手绢的事。看该作如何处理。瓦伦丁娜答应了，我走出了房间，但就站在门外听她说些什么。您明白吗，我已经有点儿不相信她了。我听见她向您说了衣服的事，而手绢的事却只字未提。她打完电话以后，我又走进房间，她告诉我，您允许洗衣物，而谈到手绢时却说：‘他们吩咐把它扔掉。’嗳，您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我问您！天哪，这一切是多么可怕呀！我简直忍受不住这种痛苦了！”她喊叫着，双手抱住头，嚎啕大哭起来。

    谢尔盖非常激动，找不到适当的话安慰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在生活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处于这种难受境地的人。

    果利科娃终于平静下来，用手绢擦干了眼泪，要了一杯水喝。谢尔盖听到了她的牙齿磕碰茶杯的声音。

    当天晚上，谢尔盖把对阿莫索娃的审讯结果，向桑德列尔和左托夫作了报告。格朗宁也被召来汇报。使谢尔盖大为惊讶的是，格朗宁已经获得了有关那辆黑轿车的新材料。

    应当说，正如谢尔盖已经感受到的，科斯加•格朗宁是个特别顽强执拗的人。而且左托夫当然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把现场上的工作交给他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工作除了要求其它各种素质外，同时也要求具有纯粹的、格朗宁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起初既没有能在这儿发现物证，又没有找到人证。

    科斯加没有辜负别人对他的期望，他一开始就找到了几个小孩子，这可很不简单。在一大群孩子中只有三个人见过黑色轿车，但当科斯加来到这里时，他们又不在院子里。他首先要设法使他们放下那些“重要的工作”，把他们从家里吸引出来：原来，有一个孩子正在把名贵的朝鲜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他已经搞了半个小时了；另外一个则独自在家训练自己的小狗“列克斯”，命令它把各种物品衔到面前来，为此耗尽了家里所有的存糖；第三个正企图在妈妈回家之前用万能胶把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