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谣言是在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话题、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未经证实”是流言、谣言的本质特征。智者告诫我们：流言始于封锁，谣言止于公开。

    从2001年底的圣诞节前后至2002年1月中旬，天津市关于多名市民在公共场所被人用针管扎、注射物为艾滋病等病毒的传言甚多，有点理智的人都不会轻信，毕竟这是个文明的大城市。但是，持续20多天，文明的城市成了流言盛行的城市，几百万人好像坐在摇摇欲坠的气球上，而且气球越吹越大。传言的速度从很慢到越来越快，直至接近饱和，传言中受害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几乎整个天津都陷入了集体恐慌。据说，当时在不少天津人的身上都发现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行为，且养成了一种“四顾”的习惯。

    天津公安机关把其列为一号案件，出动了数百名警员，全力以赴组织破案。随后，当地警方调查发现，经对报案人身体检验，绝大部分未发现被针扎痕迹，少部分人虽被针状物扎中，但未发现任何附着物，案件中所用的作案工具证实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用扎针传播艾滋病一说，纯属骗人吓人。”当地警方盖棺定论，及时将结论公开，谣言才逐渐平息。

    回顾历史，媒体之所以诞生，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于外在信息的巨大需求。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每个个体或群体对于信息的掌握都是单一的、片面的，所以他们需要专门的媒体来承担沟通和传递公共信息的职责。正是在此需求下，作为公众内部以及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平台的媒体，才自然而然地产生并日益发展壮大起来。媒体既然存在，为什么现实中有些信息还不断变成流言、谣言呢？当前，流言、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具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第一，利益分化导致社会矛盾的复杂化是流言、谣言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各种利益诉求日益强烈，因而各种矛盾的冲突也相对剧烈。在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形成之前，人们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博弈。其中，利用一定的事件制造舆论(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是流言、谣言)，对政府施加压力。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感觉到失利的群体，一方面想方设法地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利益的诉求，另一方面一些人会利用各种机会报复政府和社会。

    第二，公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是流言、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我国政权体制和国家机构的层级结构，客观上限制了公民尤其是底层社会公民利益的自由诉求。而一些地方官员观念保守，做法因循守旧，限制公民的上访、不愿与公民平等对话，在主观上封堵了公民的利益诉求渠道。加上干部考核中的一些“一票否决”的做法，更是促进了地方官员对公民利益诉求行为的限制。

    第三，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不到位，助长了流言、谣言传播。政府是信息源，应该满足公众对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知情权的需要，及时、真实提供信息，应以知情权为标准。有些地方、有些官员忽视了媒体拥有代替公众获取必要的信息并传播的职能，按照某种“惯例”，阻止某些信息的传播，导致媒体不能行使正常的职责。正因为对媒体此种职能的忽略，一些“流言、谣言”才得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市场。

    第四，日益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为流言、谣言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在信息传播日益方便和迅速的今天，流言、谣言的形成是很容易的。特别是手机短信和网络文字，流言、谣言制造者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获得想要的传播效果。同时，便捷的移动通话方式也大大地提高了流言、谣言产生的效率，扩大了流言、谣言传播的群体空间。

    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流言、谣言传播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由一起小的事件引发流言、谣言，在流言、谣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