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接受记者采访，除了事先准备，还得了解记者提问的特点，回答提问还要把握一定的原则。

    记者的提问往往有如下特点：其一，涉猎问题的广泛性。谈话一般有个“话题”，但记者的提问则很容易漫无边际。从轰动全球的国际事件，到使你面红耳赤的生活隐私，没有一样不是记者所关心的。其二，发问的突然性和要求回答的及时性。首先，记者居于主动进攻的位置，在更多的情况下，你是要随着记者的意图走的，一问一答的形式，使你不可能有一个系统而严格的思维程度。其次，记者的提问往往是很突然的，带有明显的跳跃性。一个问题和另一个问题完全可能是毫无关系的，这使你摸不清记者在想什么。再次，对于对方的问题，要求你必须迅速地作出反应，对此你根本无法充耳不闻。可以说，迅速准确恰到好处的回答，是“征服”记者的关键。其三，可能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感。多数人在记者面前都会感到局促不安，记者的态度、表情、语气，再加之某些场合下摄影器材在你面前近于“无理”的晃动，集合起来对被提问者的心理构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因而，对于一位初次接受采访或者经历不多的领导干部来说，在这种场景中惊慌失措，语无伦次，或举止失当等都是不足为怪的，被提问者应当设法从主观上减轻或解除这种压力的作用。

    领导干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应力求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客观性原则。领导干部必须清楚，如果他对记者撒谎，就会连累记者，导致记者向公众撒谎的恶劣后果。领导干部不讲真话，就会失去民心，媒体不说真话，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领导干部可以采取一定的策略，增强回答的客观性。一是利用可靠信息来源和引语，增强权威感、增强客观性。在回答中交待信息来源和大量使用引语的风格，会使新闻报道显得更加客观。比如，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是西方通讯社运用最多的新闻修辞手段。二是运用相关数据，增强准确性。要知道，“新闻话语的修辞还通过确切数字所隐含的精确性来强烈地暗示其真实性。”而且，真正重要的并非数字的精确性。“而是通过数字表现出来的事实。”三是通过争论中的多方观点呈现，增强公正性。因为主观臆断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历来被视为报道的最大禁忌。

    第二，政治性原则。领导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回答记者提问时，一般代表政府的声音。因此，遵守政治纪律、把握政治底线、严守政治秘密，就成了领导干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大注意事项。

    1982年初，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那年的3月24日，勃列日涅夫来到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改善关系。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看来，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中国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很快，邓小平同志就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当时钱其琛就任新闻司司长，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3月26日，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来到外交部主楼门厅内，站在钱其琛周围，听他发布了一则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