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大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丰富、开放的生动形态。这一发见直接促成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创作，作家说：“促使我创作这部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②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则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的基本方法来讨论。他认为，“从边缘出发”，是整体地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③

    ①大江健三郎：《为日美新的文化关系而写》，１９９２年５月。

    ②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③大江健三郎：《的方法》，１９７８年，岩波书店。

    据该书“后记”，大江“边缘－中心”模式的提出，与阅读山口昌男的《文化与两义性》（１９７５），接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理论有关。

    大江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清醒地看到，在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认为，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model），从而使人们的认知结构化，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①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边缘人”当然不能简单从地理学意义上理解，大江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视角为“边缘”定位。他认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基本处于边缘位置；而其中受灾致残者，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着。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自然为既成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人异质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从而引发出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①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从上述意义上说，《广岛札记》（１９６４）、《个人的体验》（１９６４）无疑都属于“从边缘出发”的创作。尽管大江提出“边缘”概念远在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江用“边缘－中心”图式讨论方法，固然不无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他自我体认、探索思考的结晶。《广岛札记》汇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明晰显示出其“从边缘出发”的指向，是透视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在这样的视野里，广岛原爆的受害者们的位置与意义即发生变动，他们不仅让人触目惊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还蕴藏着治愈核时代社会疾病的力量。

    《个人的体验》与《广岛札记》的题材、文类绝然不同，但作家却常常把这两部作品相提并论。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几乎重合，更主要的在于两者间确有许多内在的相同。原爆与畸形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广岛原爆受难者和残疾儿的父亲鸟面临的是同样的课题。残疾儿童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现代人心灵的残疾，最后促成鸟走过心灵炼狱，获得精神上的新生。

    《个人的体验》常被视为关于人的“再生”的故事，但关于结局鸟和残疾儿共获新生的处理，却不无异议。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即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一事情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里（《写给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据作家笠井洁分析，三岛的不满，主要在于大江把人物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