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死闹革命的时候，没有流过泪；在敌人监狱里，遭受严刑拷打，他没有流过泪；妻子、女儿亲戚被死神夺去生命的时候，他没有流过泪；可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流泪了，可想他的冤情有多么的深重。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尽管嘴里说着“不要难过！不要难过！”眼泪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说些家常话，说了一阵，他一手指着自己掉了一颗门牙的牙床，一手在我的手上写了一个“打”字，原来牙是被专案组的暴徒们打掉的。我顿觉毛骨悚然，心如刀绞，“四人帮”太残暴了！

    他又说：“我没有病，只要回到马锐家里一个星期就好了。”

    他也问了我在“文革”中的情况，我说：“我是三年牛棚生活，四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还在接受教育中。”

    他还问了我家里和孩子们的情况，我都一一告诉了他。

    9月29日，第三次去看他，临行时我说：“你好好养病，明天我就回去了……。”

    他说：“好嘛，回去吧。你们放心，好好工作，不要为我操心，我没有问题，在新疆我身体受了严重损害，我保持了政治上的纯洁，没有给党中央毛主席丢人，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他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大约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门口有人监视，每次去看他，到大门口，都由看守人员先进去看一看，再出来打招呼，我才能进去。进去以后，再要出来，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在房子里边敲敲门，看管人员听到敲门声，问清缘由，再去外边察看一番，得到许可，才能出去，因为我没有在房子里敲门的习惯，有两次贸然开门出去，当即遭到看管人员的训斥。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不让我们看见其他被关的人，也不准被关的人互相见面。所有被关的人都编了号，一律不准叫名字。有一次明方火了，大声喊道：“我马明方不是叛徒，是共产党！”被看守人员狠狠训斥了一顿。这哪里是医院，比当年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还不如，坐监狱每天还可以放放风，晒晒太阳，在这个“医院”里，一年四季见不到太阳。

    明方兄自从患病以来，就在这间小屋里，整整关了18个月。

    在医院里，他用颤抖的手，在碎纸片上给周总理写了一万多字的申诉信，嘱咐马锐、马广把信交给孙维世同志，请她转交周总理。可是这时孙维世同志已被“四人帮”残害离开了人世。这封用血泪写的信，始终没有能够让总理看到。

    后来他的病情逐渐加重，在已经不能行走的时候，还不给最起码的护理，他只好艰难地爬进爬出，膝盖磨得伤痕斑斑，血肉模糊。在他弥留之际，还不停地喊着他心爱的小女儿“小芳！小芳！你在哪里？你怎么不来看爸爸呀？！”他哪里知道，他心爱的小芳早已病了，病得连妈妈都不认得了。自从明方兄被监护审查以后，淑良嫂整天被挂牌批斗，家也被抄了，后来她们母女又被遣送到辽宁农村，接受监督劳动。害病的小芳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更加严重，后来虽然多方求医，已经无法恢复了，一个好端端的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姑娘，活活地变成了一个废人。

    由于长期的摧残迫害，再加上严重的疾病得不到治疗，明方兄与“四人帮”坚持斗争了八年，于1974年8月13日含冤怀愤与世长辞，时年69岁。

    1975年9月，中央准备给明方兄开追悼会，同时对他的冤案平反昭雪，通知家属去北京参加追悼会。会前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把他的病情给家属介绍了一下，并且把他的病历给我们看了，病历上写着：“由于肺部感染发烧而死亡。”用过的药除了四环素，再没有任何治疗记载。由此可见“四人帮”是何等的恶毒！手段是何等的残忍！就连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