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卡车从延安经米脂去晋南工委。这天天气很冷，到米脂已是下午七点多钟了，米脂县委已安排好让他在米脂休息，可他想趁此机会回家看看父母，又不耽误明天的活动，饭后稍事休息就骑着牲口上路了，乡间小道路面很不好，牲口走不快，索性就徒步行走，米脂县城离我们家有30里路，到家里已是半夜时分，父母起来做了点家乡的钱钱饭随便一吃就休息了。。哥哥和两位老人拉话时间很长，睡得很迟，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又上路了，临行时随行人员把明方的一件灰色棉袄搭在马鞍上，母亲说：“明方，把这件棉袄留给你爸穿吧。”他沉思片刻说：“妈，这是公家的，留下不好，我爸的棉袄我另想办法，反正一定让他穿上就是了。”母亲很理解自己的儿子，挥挥手说：“那好，你们走吧。”哥哥、淑良嫂和随行人员一一向父母亲告别离家走了。

    1950年父亲来西安住了一阵，一天警卫员惠世恩看他有些闷闷不乐，就说：“淑良、正方他们都忙着上班，没有功夫陪你出去，我今天没事，咱们出去转转。”他让司机开车去临潼玩了一趟。此事让哥哥知道了，把小惠批评了一顿，又对父亲说：“在家里呆久了就到附近走一走，没有什么要紧事，不要叫他们陪你……”

    1952年春天，政治骗子李万铭拿着伪造的第二野战军某领导给明方的信，找到省委要求分配工作，秘书王礼同志请示了明方，他同意王礼的意见，让民政厅优抚局处理。后来李万铭的骗局被揭穿，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这个骗子的伪造信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应该看出，但是没有看出，擅自作了处理。明方看后，当即给中央组织部写信，并转陕西省委组织部，信中说：“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王礼同志看后很受感动。

    在西北局工作时，开始实行工资制，中央给他定为行政三级调中央工作后，当他看到中央各部负责同志的行政级别比他低时，就主动申请把自己的行政工资级别由三级改为四级。

    1954年明方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时任副部长的还有安子文同志。1955年底中央决定成立财贸部，他主动向中央写信，申请到财贸部去工作，他认为安子文同志留在组织部比他更合适。

    最后诀别痛断肝肠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明方兄遭受“四人帮”诬陷，于1967年11月被关押进行所谓“监护审查”。在长达七年之久的监狱生活中，他受尽了摧残折磨，诸如捆绑吊打、喷气式、燕儿飞天、拳打胸脯、卡脖子、一日三审的车轮战、晚上不准睡觉等等，各种非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长时期的摧残折磨，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于1973年2月病倒住进工农兵医院。9月21日我收到马锐的电报，得知哥哥病情严重，这是自“文革”八年来第一次得知他的消息。这时我正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接受再教育，我当即就去北京看他，我们已经有十个年头没有见面了，不知他被“四人帮”折腾成什么样子了，一心只想能够很快见到他。不料，当我匆匆赶到北京的时候，并不能马上见到他，还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为办这样一个手续就等了三天，到9月25日才被批准，并且规定一共只可探视三次。26日一大早，戒同马锐和她丈夫战式印到了医院，一位看守人员把我们领到病房，他躺在床上，我们轻步走到床边，马锐指着我对他说：“爸！你看谁来了？”我接着说：“认得吗？”他凝视片刻，惊喜地说：“正方！你来了！谁叫你来的？”同时吃力地往起坐，马锐赶紧把他扶一扶，我说：“我自己来的。”

    “人家批准了？”

    “批准了。”

    他紧握我的双手，嘴唇颤抖着泪如泉水般满脸直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流泪。当年，他告别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