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相继建立了公开或秘密的基层红色政权——农民联合会二十四个。至此，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已初具规模。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根据地彻底摧毁了地主豪绅的统治势力，地主豪绅在政治上被打倒，苛捐杂税被取消，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昔日的泥腿子今天掌握着红色政权的印把子。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土豪劣绅威风扫地，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革命委员会在从政治上摧毁封建统治势力的同时，还从经济上铲除封建的剥削制度。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土地委员会的职责就是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产，并逐步开始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以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日益提高，斗争蓬勃兴起。

    三、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

    正当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照金根据地人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之际，杜衡却继续顽固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给根据地的建设又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当时红军力量比较薄弱。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中间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红军与某些民团建立了暂时的统战关系。由于建立了这种统战关系，中部县建庄何世兴民团，小石崖罗连城民团等，都和红军关系友好，他们为红军掩护伤员，代购弹药物资等，对红军帮助很大，但居于红军领导地位的杜衡，却不要统一战线，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反对。1933年1月，他命令红军攻打与红军友好的庙湾夏玉山民团，结果战斗失利，部队遭到一些伤亡，郑毅被撤销了参谋长职务，由刘志丹继任参谋长。此后，夏玉山遂纠集附近民团，联合起来进攻照金苏区。在这个时候，杜衡又借口说，敌军可能占领香山寺于红军不利，命令火烧香山寺，结果引起数百名和尚和广大群众的不满。因树敌多过，苏区的地盘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孤立的薛家寨，还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伤员无法安排，粮食无法补给，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越来越困难。

    5月中旬，敌人调集4个团和6个县民团，分四路进攻照金根据地。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了两个败仗。这时，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以游击队在内线坚持斗争，以红二团转到外线作战。随后，红二团收编了国民党军两个连的兵变部队，并相继消灭了一些民团，部队扩大到近500人。5月20日，红二团回到照金苏区。这时，杜衡被敌人的“围剿”所吓倒，开始动摇起来，他悲观地认为：“敌人力量大了，后方失了，群众跑光了，没有粮食了，创造不了根据地，扩大不了红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他先提出：“北上打通国际路线”，但遭到红军战士反对和陕西省委的制止。接着他又主张南下渭华，说“渭华党基础强……，群众条件好，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地形险要，转移既可与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配合，又可切断敌人交通，威逼西安。”并宣称，南下渭华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实际上，陕南的红二十九军在1933年4月已经失败，红二十六军南下只会陷于孤军深入的险地。杜衡的南下方针遭到了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刘志丹等认为，渭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受到破坏，群众遭到残酷镇压，情绪低落，红军到那里不易立足；照金苏区建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红军若脱离根据地困难很多，危险很大。但杜衡对刘志丹等同志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6月初，在杜衡的专断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从北梁出发，离开照金南下。经过泾阳的嵯峨山到寇家庄时，杜衡被敌人的强大所吓倒，对革命完全丧失了信心。他借口有事要向陕西省委汇报，便私自离开部队跑到西安，溜之大吉。7月，陕西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