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刘志丹十分重视利用各种关系以及敌人内部的矛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在实际斗争中通过当地的哥老会、旧同事、老熟人等关系，先后与陕甘边地区庙湾的夏老幺、建庄的贺世兴、小石崖的罗连城、蒿咀铺的贾生财、太白镇的李绪增等当地民团首领和有影响的人士建立联系，相互保持中立。刘志丹将红军缴获的大洋、烟土、牲口等送给他们，他们也帮助红军部队购买弹药、药品，掩护伤员，探听敌情，允许红军部队从他们的驻地周围通过等。这对于便利红军部队的行动，克服一些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如在1933年秋，红军部队经过连续作战，许多指战员体力减弱，患上了伤寒病无法行走，刘志丹即与蒿咀铺的民团团总贾生财联系，将身染重病的红军指挥员张邦英和五六名红军战士秘密送往贾生才处养病，使他们很快病愈，回到了部队。

    刘志丹等在开展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以及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予以消灭，如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惯匪杨谋子部等；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那种既不反对，也不愿接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之转变，向苏维埃政府靠拢。当时合水县境内有大大小小的民团20多支，经过争取工作，有好几支参加了红军，其余大多数与苏维埃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扇子会、红枪会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予以改造。在土地改革中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对地主家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留给其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白军士兵应分配土地部分暂留作公用等。对白军俘虏采取教育、改造政策。通过政治上的争取，一此白军俘虏参加了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为优秀的红军指战员。

    刘志丹对黄龙山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采取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做了大量的争取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刘志丹的争取教育和党的统战政策的感召下，1934年10月，郭宝珊率部120余人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集体参加了红军。郭宝珊所部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花任政委，下辖三个大队。西北抗日义勇军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一支主力团队，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鄂宝珊本人也在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四、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为根据地创建并得以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刘志丹等同志多次受到指责、排挤和打击，使陕甘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几遭严重损失，使刚开辟的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以及后来创建的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等先后丧失。如在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极力推行“左”倾错误，指责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在部队的一切职务，并把谢子长等同志调出了部队。面对这种“无情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崇高的胸怀，他心地坦然，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仍然积极协助新任红二团的团长王世泰做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刘志丹尽一切可能来维护部队的团结，加强部队的建设，在战斗时精心制订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部队打胜仗。他虽然没有正式职务，但战士和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