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任大队长。这次起义是党在甘肃地方小军阀部队长期进行兵运工作的结果，壮大了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力量。1933年5月21日，时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兼红二团政治委员的杜衡推行“左”倾冒险方针，武断地要红二团离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结果红二团于7月在终南山失败。红二团南下后，照金苏区危急。就在这时，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领陕军骑兵团1200余人于7月21日在耀县起义。起义遭到敌人围攻失败，但余部100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进人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成为照金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坚持和发展陕甘边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4．成为获取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

    从事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军队，光靠大刀、长矛、鸟枪、土炮是不行的，必须拥有武器弹药，否则，只有失败。在红军初创时期，尚不能自己制造武器弹药，获取武器弹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战斗中从敌人手中缴获；其二是从事兵运工作，有计划地派人打人敌军，从而获得武器弹药。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武器，最初基本上是后一种方式获得的。

    二、注意开展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受斯大林“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观点的影响，在实践中犯了关门主义错误，把应当争取和可能争取的广大中间阶级和阶层推到敌人的一边。尤其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兴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下的中共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而是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他们虽然也讲统一战线，但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即所谓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他们还粗暴地指责党内注意到和承认中间势力并表示愿意与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国民党各派和其他各派的俘虏。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犯关门主义错误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待福建事变的态度。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祥等，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这时已迁到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如果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将极为有利。但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势力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第十九路军以直接有力的配合，坐看十九路军失败，失去了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军事“围剿”的有利战机。

    而这时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等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十分注意统战工作。当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持续不断的“围剿”、“进剿”，同时也要面对根据地内的民团、土匪以及哥老会、红枪会、扇子会等各种会道门势力。根据地军民主要的是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同时，也要肃清反动民团的势力，并处理好同各种社会势力的关系。这样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进剿”，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根据民团对红军游击队的不同态度，刘志丹认为要区别对待，“凡与我军为敌对抗，我有力量消灭的，坚决消灭，暂时消灭不了的，待我力量壮大，再消灭之；凡向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意保持中立者，则尽量继续争取他们，维持现存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红二十六军同盘踞在庙湾一带的夏玉山（夏老幺）建立了统战关系，并通过夏玉山购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