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孙犁正在随机关人员普查身体的时候，组里来人说：“市文教组负责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你。”不久，又来说一次。孙犁说还没检查牙，他催孙犁快点，不能叫负责同志久等。孙犁告诉他：快慢在医生，他可只能排队。轮到他了，医生却夸奖起他的牙来：“你看，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还这样整齐，卫生工作一定做得好。运动期间，受冲击也不太大吧？”

    “唔。”孙犁有些奇怪，牙齿整齐与否，和受冲击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打落两颗门牙，才算脱胎换骨吗？他正惦着办公室里的负责同志，再说嘴也张着，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呶呶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道了。①

    又过了两天，那接见的盛典才到来，地点改在市委机关。那位主任不放心，亲自陪他去。这是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的接见：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进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进来了。我和她在延安做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她好像也有点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点架子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有失威信。①在延安时，她是鲁艺美术系的学生，已经结了婚，爱人是一位诗人。有一次，孙犁看见她爱人头上的八角军帽不错，听说是她做的，就从自己长裤上剪下两块布，求她也做一顶。帽子很快做成了，还亲自送来，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总之，她过去留给孙犁的印象是满不错的，待人接物讨人喜欢，还有点儿天真。

    现在，他很难把眼前的这位女书记，和过去那位美术系的学生联系起来了；严峻的现实像一把利斧，似乎把两个形象截断了。

    酝酿了多日的接见，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一次谈话：总之，希望孙犁帮忙搞搞这个剧本。

    孙犁说，他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又是这样一声含含糊糊的回答。

    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①这一次，他是躲不过了，一天晚上，他去看了那个剧本的试演。据说，这是反映白洋淀抗日斗争的现代京戏，结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在舞台上，他既没有看到当年白洋淀的抗日情景，也没有听到他熟悉的京戏。是什么呢？是五光十色，大轰大闹，瓦釜雷鸣，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特别是那被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折磨得声嘶力竭的女主角，假如不是年轻，早就晕倒在台上了。

    第二天是在中国大戏院的休息室讨论剧本的修改。除了有关的一干人马，女书记也来了，就坐在孙犁旁边。

    孙犁谈了对戏的印象，谈得很缓和，也很真诚。

    但是戏并没有改下去，虽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军管人员在会上支持了他的工作。说起来并不奇怪，在当时，按照孙犁的意见改写那个剧本，是很困难的。一句话，还没有到按照正常思维产生好剧本或好作品的时代。

    无奈，孙犁施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交上去一个简单的脚本，声明此外再也无能为力了。

    对于他的脚本，剧团一个字也没有采用。

    重返白洋淀

    他也有收获，就是趁着修改剧本的机会，重去了一趟白洋淀。

    那是在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