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名相，读其书札，可略窥其相业，然与周比，均砂砾耳。

    “南政治报谓：周所历时代，为最暴风雨的、变幻无穷的，半个多世纪。”

    同日灯下又记：

    “无失言，无失行，光明磊落，爱护干部，大公无私，献身革命。威信树于民心，道义及于国外，此周也。”1976年1月13日记：“今晚至邻居看电视：向总理遗体告别。

    “余多年不看电影，今晚所见，老一代发皆霜白，不胜悲戚……”

    不消说，在一个十分严峻的年代里，记下了这些事件，也就是记下了他的政治态度、政治认识。

    1976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门坎儿”：在这以前是一个时代，在这以后，又是另一个时代了。

    这一年可记述的事情太多，连老天爷也不甘寂寞，它以自己令人恐怖的、不可驾驭的巨大力量，参加了干预历史的行列，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唐山大地震，余威所及，京、津为之震颤。

    对于这次地震，孙犁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和人谈话时说：1976年秋季，我还经历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震》的，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点多钟，我正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在写字台下。等不震了，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去。门口和台阶上都堆满了从房顶震塌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上，称作灾异，说是上天示儆。……我甚至想，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害理，倒行逆施，达到了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

    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乱，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了一个塑料薄膜小窝棚，连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还算是“寿终正寝”吧。①两年多以后，叫《地震》的这篇，终于写了出来②。它说，1976年的7月，天气奇热，政治空气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他每天光着上身，搬把椅子，坐在北窗之下，喘息着吹吹凉风。院里是轻易不去的，造反派的脾气又发作了：一会儿喊打倒孔老二，一会儿喊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好容易活着回来，住原来的房子，这也叫翻案。

    正在这时，市里又发生了一件匿名信要案，一直查不出结果。先是叫全市几百万人签名化验手迹，不但没有查出，听说匿名信又投了几次。后来有人想出高招，缩小包围圈：一、是有文化的人写的；二、是不上班有时间的人写的；三、是住宽绰房间的人写的。三条的目标都很明确，是对着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来的。而报上天天登的，是党内出了资产阶级，要拆土围子等等。这样，他的家里便常常有户口警光顾。好在除了户口警，家里也没有别的客人——……忽然在28日晚上，来了客人，还带着一个小孩。客人一进门，就对孩子说：“这是你孙大伯，快叫！”

    我才认出来的人是老崔。老崔和我是同县，他住城西，我住城东。1947年，我在饶阳一带工作，住在一个机关里。他是那里的炊事员，常照顾我吃饭。……

    1949年进城，他在路上还给我们做饭。进城以后，不知为什么，把他分配到了裁纸房，叫大铁板砸伤了腿。1962年，机关又把他动员回乡了。他走时，我不在家。听我老伴说，他拉家带口——老婆很精明能干，四个小孩。城里没有吃的，觉得不如回家好。临走时把借我的三十元钱还了，还送了我老伴一书包红山药。说真的，这一包山药，在那时，也值十块钱。我埋怨老伴不应该收他的钱……他平常没有客，更少留客吃饭，今天要破例招待老崔一顿。吃饭中间，老崔问：“就一个人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