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他：“3000万吨明明不行，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贾拓夫说：“不能提。”

    秘书又问：“文件是由你起草，你首当其冲，你不提谁提？”

    答：“现在已不好讲了，毛主席已经讲话，他们（指当时几位副总理）也都还没讲，等开完会再说吧！”

    问：“到时候要打屁股，先打的是你，怎么办？”

    答：“不算数（指指标），还会变的。”

    那时候，要讲些心里话，讲些负责任的实话，也真是难啊！

    1958年11月，武昌会议召开了。经过会议研究、核算，作为“元帅”的钢产量指标，一点点地往下降，从3000万吨—2900万吨—2700万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冷热结合，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问题，并且指出计划指标要有根据，根据要落实。指标要落实可靠，比例关系要调整。针对1959年钢产量指标，毛主席讲到可去掉三分之一，最后定为2000万吨。当时意见是对内按2000万吨安排，对外宣布1800万吨。陈云本不同意这样定，但还是公布了2000万吨。虽然这个指标仍然是要在1958年基础上再翻一番，但当时已是不能再退下来的气氛了。责成计委再拟定具体计划，由副主任安志文、综合局长廖季立等人负责。贾拓夫对于这个2000万吨，仍然心里很不踏实，觉得很玄乎。

    2000万吨看来也完不成，而指标又不能再动，怎么办？贾拓夫回到北京后，就在计委内部布置，让廖季立等人另外测算，安排两个更低一些的计划方案：一个1800万吨，一个1600万吨或者更低一些，以备原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确发生困难时，好拿出来应急调整，而不至于突然间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本来这是从工作出发，从实际出发的一种负责任的做法，遗憾的是，他后来却为此而遭到严厉的批判，说这是和党中央的决定唱对台戏，是对抗中央的行为。然而，实际的情况正如贾拓夫预计的那样，并没有因为武昌会议定了，公布了，就一定能实现。当时中国的经济底子毕竟就是那么个基础，而经济运行又毕竟有它自有的规律。

    由于钢铁“元帅”指标的一再变动，1959年计划一直很难安排，而贾拓夫始终担心高指标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带来更加全面紧张的形势。他认为，1959年计划必须建立在1958年的实际生产水平的基础上，要尽量稳妥可靠，避免大上后而不得不大下、大起而又被迫大落的局面出现。因此，他想把1958年的实际能力和水平摸得更清楚一些。

    他很怀疑1958年大炼钢铁到底有没有1070万吨，就让廖季立等去统计局核实到底有多少钢？多少好钢？多少土钢？经过反复核算，虽然完成了1070万吨的指标，但真正能用的好钢却只有800万吨，其余200万吨是基本不能用、无法成材的土钢。

    他也认为粮食产量有很大虚假成分。1958年原来估计粮食生产达10500亿斤（1957年只有3700亿斤），后来说有7500亿斤，贾拓夫对此仍有怀疑，找有关同志去农口了解核实。他觉得1958年粮食大跃进，大丰收是事实，但比上一年增产那么多，不合乎道理。1959年1月，中央财经小组在周总理处开会，他在汇报1959年计划安排时讲：“武昌会议时定下1958年粮食产量是7500亿斤，棉花6700万担，这与1959年计划关系甚大。如果是这个数，没有虚假，是一个情况；如果有变化，但幅度不大，也不要紧，影响不大。1958年粮食、棉花究竟有多少？直接关系计划的安排。”当时农口的负责人满脸怒气，拍案而起，拍着桌子说：“没有问题，农业指标不要再议了，就是七千零一亿斤。这是在主席那里定的。你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