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最伤脑筋的不是面对无论从装备和兵力上都数倍于已的强敌，而是内部对作战方针的分歧。这时候，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已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把持中央苏区党、政、军大权，拒不接受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前方军事领导人的意见。

    局势的急速发展，已不容许内部对作战方针再进行喋喋不休的争论。2月2日，他致电苏区中央局，报告蒋介石到南昌后国民党固守城防，增调部队的新部署。提出“我军在抚河东调动敌人似已无望，因不北向深入，不攻敌之要害蒋可以部署为重，暂置不理。如深入，蒋可以一支较强游击队断我归路，逼我南返。因此，决定红一方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次日，他再和朱德、王稼祥联合致电苏区中央局，陈述对重新划分作战地域决定的意见，提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以宜属前方”。

    苏区中央局即复电，指令红军先攻占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指出“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苏区中央局在围攻南丰的作战方针上寸步不让，而且态度斩钉截铁，不容置疑。这样，强攻南丰已成为不许讨论而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月7日，周恩来不得不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攻击南丰的军事部署。电报说“乘敌第八师有两团欠一营在新丰街，一营在里塔圩之时，我以一部兵力袭击新丰，以主力由南丰下游渡河，断新丰之敌向南丰退路，并直扑南丰城。城内外敌仅四团，有被我强袭入可能，在强袭时，南丰东岸亦配置一部兵力”。

    “以十一军主力逼近浒湾，一部向南城对岸游击，威胁并牵制敌人，其工作团则努力赤化金溪、资溪。二十一军向永丰逼近。独四、五师在宜黄、乐安以南行动。如强袭不成，而已驱逐城外工事中敌人，则可一面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队。 如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队已至，则只能准备打击增援队。如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迎击则我受夹击，侧击则便于城内外敌人会合，如此则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因山地易于牵制一部，消灭一部，而由马路并进，便甚难牵制”。

    电报强调：“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万一南丰下游因雪水下融不便徒涉，而须改由南丰上游渡河，则我之企图易先暴露，新丰两团便无法截断，南丰城防便可增至六团，且敌可以十一、九十两师先向南丰开来策应。如是将更不便我强袭，便须经过苏区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敌人”。

    电报说：“这一部署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我认为攻下南丰最好，但攻下宜黄，乐安，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仍然可乘胜直胁抚州，且更便运转。你们同意否？或仍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请于今日十八时前立电复，以便明日行动”。 “不攻南丰或宜黄、乐安，先攻南城，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

    同时，周恩来再一次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

    电报说：“中央、中央局指示我们以破坏敌人围攻线、夺取抚州为战略中心，完全是正确的。几月来我们本此旨，力求消灭敌人主力，可乘胜直下坚城。惟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