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

    宝通寺是个大庙，张庆余的保安第一总队部就设在这所庙宇里。门卫向大队长办公室通报了李大波的姓名。不一会儿，只见张庆余身穿土黄色的保安队制服，小跑着从大庙里奔出来，敬了军礼，又连连作揖，胖脸上绽开笑容，大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喘息着说：

    “不知大驾今日光临，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自己人，别那么客气。”李大波也摘下草帽点头敬礼。他把手搭在张庆余的宽肩上，随着他走进立有哼哈二将泥塑巨像把门的宝通寺，在二进院里，有三间带廊庑的禅房，原来住着一位住持和尚，如今那和尚跑了，这儿就变成了张庆余大队长的办公室。

    勤务兵端来冰镇西瓜和新沏的龙井茶，招待客人。“好，你下去吧，”张庆余吩咐勤务兵：“你去给我站岗，除了张砚田二总队长。不要放人进来！”

    为了讲话方便，他俩退到尽头一间的墙角处，那儿有一张老方丈带暖阁的禅床，他们踩着脚橙，各坐在禅床的一头，脸对脸的交谈。这房子大，容易拢音。

    张庆余盘腿大坐，低声向李大波谈说他个人的简历和冀东保安队的组织情况。

    “那还是１９３３年５月，”张庆余呷了一口凉茶，开始了他的叙述，“《塘沽停战协定》一签字，冀东这片地区即划为不驻军区域。听说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于学忠，用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另成立五个特警总队，用来维持地方治安。我原是于学忠的五十一军第一一八师第六五二团的团长，张砚田也是于学忠将军的老部下。因此于学忠便抽调我和张砚田分任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队长。我那时驻杨村，张砚田驻山海关。营长、连长也是由五十一军抽调，排长、班长准由我和张砚田在本团内选拔。每一个总队是五千人，都是由各县征集来的新兵，我和张砚田分驻武清县和沧县，训练新兵。两年后，１９３５年的５月，我们又奉于学忠的命令，由原驻地开入冀东，分驻通县、香河、宝坻、玉田、丰润、顺义、怀柔、密云、三河、蓟县、石门、遵化、抚宁一带。我的部队原驻蓟县，现又移驻通县，张砚田的总队部驻防抚宁县的留夺营。１９３５年后，日本越来越逼进华北，他们最讨厌于学忠，屡次向何应钦交涉，冀察政权不接受于学忠，中央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只好把于调走，于学忠将军调往甘肃临离河北前，曾派人密召我和张砚田，嘱令我们要‘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那一年的１１月，殷汝耕这个大汉奸，依仗日本的势力，硬把我和张砚田驻防的２２县划归他们的什么狗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我们这两个总队也改成了冀东保安队。”

    他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呷了一口凉茶，瞪着一双大眼张开两只手向李大波又说下去：

    “老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一改变，就是说等于我们也随着他妈的殷汝耕当了汉奸队伍。这时，我非常苦闷，便派我的亲信副官长孟润生到保定向商震请示如何处理。于学忠走后，高震继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省会也按照日本人的要求，由天津迁往保定。商震带来口信，密令我们‘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我们只好这么办了，于是我们便换上了这身汉奸的狗皮。

    ……”

    他扯起那件土黄色带有五色三角形袖章的宽大军服，不住地抖搂着。他的眼睛睁得更大，充满了气愤，连连摇晃着他那硕大的头。

    “老弟，自从我变成这样的处境后，”张庆余长长地叹息着说：“我受了多少冤枉气呀，我的老朋友写信来骂我；军队里的弟兄和战友也捎信骂我；走到街上老百姓对我都侧目而视，用唾沫呸我，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呀？我能说我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吗？最不能让我忍受的是，我的大儿子张玉珩，认为我在冀东任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