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研究，回来后通报，分工合作嘛。”

    当年我国北方的情况，毛泽东是了解的。不过他更想了解我是怎样从陕西去了苏联。

    我只好从头说起：我15岁高小毕业，家里就给我娶了媳妇，就是秋良朗的妈妈。

    娶媳妇是家长的需要。并不是我的需要，我仍然要上学，要获取知识。所以积极寻找适合我的学校。先是到邻县颌阳，上了一所新成立的中学，但该校一切都不正规，缺乏师资，学不到东西，所以只上了一个学期。次年（1921年）伊始，我便奔赴西安，考上了省立第一师范（前身为龙门书院）。但我并不想当教师，只是没有合适的学校，只好暂时安身求知。

    那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土匪蜂起；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有增无减，尤其英、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向我侵犯，真是内忧外患。我在学校根本无心埋头读书，而是以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搞社会活动。于是结识了社会各界人士、各高等学校的爱国学生等，大家到了一起，总是对国家的苦难大发议论；对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大发牢騷。

    尤其是上海暴发了“五卅”惨案，更激起了全体爱国志士的义愤，纷纷声援，西安也不例外。然而陕西当时的土军阀外号叫“汉中王”的吴新田被委任为陕西督办，此人反动至极，心狠手辣。他指使部下，任意污辱青年学生，镇压群众爱国运动，于是进一步激起了群众更大的反抗，引发了西安市工、商、学各界极为广泛而激烈的“驱吴（新田）运动”，举行了全面的罢工、罢课、罢教、罢市，使西安成为一座死城。

    毛泽东说，那时的湖南也是一样。发生了几起教案，激起群众更高的反帝救国勇气，学生是先锋。军阀省长张敬尧一味的崇洋媚外，丧权辱国，镇压学生，所以1919年就在湖南掀起了“驱张（敬尧）运动”。可见全人民有着共同的苦难、共同的要求，那就是要掀掉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这就是布满全国的干柴，所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说我是1925年从军校派往苏联的。

    毛泽东问：“1925年你们陕西就有了共产党和红军了吗？”

    我说：还没有党支部，但有了党小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最有影响的共产党人是魏野畴同志。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马列主义迅速传入中国，也传到陕西。1923年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常常带回来一些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如我见到和读过的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浅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沿革》等书，还有一些介绍列宁主义的小册子。记得当时中国把“列宁”译为“李宁”，画的列宁相是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毛泽东微微一笑。

    1924年，我又读到了一些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前途的书和小册子。

    听说上海大学是革命青年聚汇之地，上海大学校长是于右任，所以我也想去上大学。于是1925年初，我同樊明初相约同行。但是到渭南以东，恰遇豫西战起（刘镇华的镇嵩军与胡景翼的国民二军火并），未能成行，返回西安。但西安的学校全都瘫痪，我又回到了家乡韩城县。

    回到家里，家乡的学生也正在闹学潮。县衙、士绅、民团、地主恶霸等联合起来镇压学生。学生和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便有学生同我联系，我当然支持他们，并出了些主意。于是当地的豪绅地主便认定我是学生的后台，扬言要对我下手，事实上，差役、民团团防人员已经在暗中行动了。我的父亲得知此消息，便催我快快出走。

    走向何方呢？原来听说过冯玉祥和胡景翼等成立了国民军，比较进步，他们管辖的地盘还颇有民主气氛。于是约了三高教师薛志超一同经山西去河南。

    行至洛阳、郑州、开封等地时，果然这些地方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