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学生运动声势更加浩大有力，不曾被镇压。

    当时国民军一、二、三军的分布是：一军冯玉祥部占驻北京、张家口、绥远、热河、察哈尔等地；二军胡景翼部驻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三军孙岳部驻陕西、甘肃。

    我们到达开封后，即参加了二军，并被派进开封陆军训练处学习。在开封，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位共产党人一一王若飞，他在那里搞工人运动。后来又听说李大钊也到过开封，并会见了胡景翼。他们的会面是于右任和屈武搭的桥。

    当时郑州、开封确有些言论自由和社会活动自由。南方的一些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如黄绍竑、李烈军等）、大学生、留洋生等等纷纷前来（大多是为了在这里搞活动经费），一时间热闹非凡，人才济济，欣欣向荣。苏联的专家、军事顾问也应邀前来，为了接待他们，开封专门设立了3个招待处。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苏联政府和国民一、二军达成了一项协议：两军各派25名学员到苏联学习，我是被录选的一个（此外有从黄埔军校转来的二三名学生）。

    毛泽东又问我：“那些学生中有多少参加革命的？”

    我回答：“在革命高潮中有一些，但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如王志涛、钱德修、张成功等人。”

    我没等他再问，又补充说：“我是到了苏联以后，1926年在基辅军校参加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的。”

    在苏联的历程

    毛泽东说，“革命的道路是很长的，也是曲折的，会遇到很多困难，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他又一次说：“既要能吃面包，又要能吃小米子。”

    我说：“面包也并不是那么好吃的。我经历过苏联的困难时期，那确实是勒紧腰带过日子的。那是新经济政策末期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初期，有6年多的时间，实行粮食定量供给，除外国专家、教授、学者和科技人员外，城市职工全部按定量供应，大多数人吃不饱。我自己是瘦骨鳞峋，医生检查身体时说我象只棒鸡。”

    国内外的资产阶级说，“五年计划把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沿”；而劳动人民却憧憬未来，充满信心，因而干劲仍然极大。

    毛泽东说：“好，气可鼓而不可泄。”并说他很欣赏我的话，说他很少听到有人是这样介绍苏联的。很多从苏联回来的入，只能讲些表面现象，对苏联的社会并不深知。

    我意识到：毛泽东是要从各个角度深入地了解苏联（特别是想对王明、康生所说的苏联加以验证）。而我只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从实际中了解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谈谈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而已。我继续说：苏联的军校生活也不那么尽如人意。我喜欢基辅军官联合学校，不喜欢莫斯科的工程乒学校。

    我们50多人到了苏联以后，多数被送到基辅军官联合学校，学期2年。另一些人进入空军学校或军政学校。

    两年后，我和几个同学被调到莫斯科工程兵学校继续学习，不久，该校任命我为中国学生的排长，同时担任点翻译工作。

    毛泽东说：“你当翻译是老资格了。”接着他又问我：“苏联的军校设哲学课吗？他们的哲学课是怎么教的？”

    我说：“苏联所有中等以上的学校，尤其是成年人学校，无例外地都设这样4门课：《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列宁主义问题》等。”

    毛泽东说：“徐老（徐特立）、林老（林伯渠）、叶剑英等同志从苏联回来后，都介绍过学哲学的情况。”还说他也听过他们讲唯物辩证法的课，他对这门课特别感兴趣。

    我向他详细介绍了我自己学习这些课程的收获和体会，它们是我思想觉悟提高和坚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