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俄罗斯人，但她却很正直，很谦逊，很懂礼貌。她爱她的祖国，她也爱中国，任何人只要有一点对中国不尊重的表现，她都会挺身而出，予以驳斥或反击。但这样的正人君子终究不能代表她的全民族。

    我离开格贝乌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得到王友直的夫人妞拉的帮助，找到了住外。随即寻找祖国的亲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所幸中共代表团已不是以前王明等把持的那样，而是“党内的妈妈”任弼时同志在领导。

    任弼时同志到共产国际以后，很快打通了由莫斯科经新疆到内地的交通线。我们回国就是走的这条交通线，这是一条艰苦而漫长的交通线。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条交通线发挥过重大的作用。那时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火和装备，就是沿着这条线路源源运来的。但苏联的援助是给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的，为的是支援抗日。而真正积极抗日的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然而，这些军援，蒋委员长没有给过我军一粒子弹，苏联也不曾给过我军一粒子弹一文钱，对中共只是道义上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从这条交通线上得到的好处，除了可以走人以外，就是偶而可以和苏联互相交流一点图书和报刊。

    1942年，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武官向蒋介石政府建议：八路军抗日有功，他们抵挡着日、伪军的百分之八十，苏联给中国的军援应该分给他们一部分才是合理的。这个建议不提倒还罢了，这一提，不仅不给军人，国民党还指使设在兰州的检查站，把从苏联运来途经这里的所有书报都查获、销毁，于是什么也收不到了。

    1942年随着盛世才的叛变，在新疆的大批共产党员被投入监狱，这条交通线也就中断了。

    当我同毛泽东谈起这条交通线时，以上事情尚未发生。我只是同他谈了我到共产国际以后的情况，任粥时同志要我帮他工作。那时，国内的报刊还可以源源而来，虽然已过了很长时间，但在莫斯科的人仍觉得很新鲜。尤其是毛泽东的文章、谈话记录和各项声明等，使这些游子如久旱逢甘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我日以继夜地忙碌着，把毛主席的所有言论全文翻译成俄文，其它材料则是摘录节译，向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介绍过去。还给被王明、康生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而关押的中国同志逐一进行甄别，把他们解脱出来，大部分送回国内，如陈郁、李立三等。

    毛泽东听着这些，只是沉思，没有说什么话。

    毛泽东善于启发人谈话，我又喜欢把心里话倒出来，所以大部分时间是我说，他听。而他只要说话，都是有深刻含义的。比如：我们散步时，路上遇到一块石头，他就说：“要是夜里走到这条路上，就可能绊一跤，因为不了解情况。而石头是客观存在的，绊了跤，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所以，吃亏，受挫折，都是因为自己对客观情况了解不够，怪不得别人。”

    他每说几句话，都够我深思良久，吸吮其中的真谛，补我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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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